第一篇是五版“要闻”所载《<七个“怎么看”>出版深受欢迎》，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跟热点“面对面”，与百姓“心贴心”》，署名是“新华社记者”。这样的一个题目，这样的署名方式，说明该文章有着浓重的官方色彩。我一贯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比较认真地阅读了该文。该文的小标题分别是《直面而不回避热点》、《说理透彻而不深奥》、《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文章说，这本书所讲的七个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就业难、看病难、教育公平、房价过高、分配不公、腐败现象”。

   就医疗问题而言，文章说：“该书在解释了看病的四个难，论述了看病难的五个‘病因’后，还为看病难开出了‘处方’，专门分析了怎么样让群众看病更便捷、如何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的负担，描述了深化医改将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实惠。”

    如果是在本月初以前，看到这篇文章，我一定会为文章的内容感到欢欣鼓舞。但自己目前的身受，使我对该报的另一篇文章产生了更大的共鸣。那是同日该报第8版“社会”栏所刊登的一封“记者来信”，署名为“本报记者  袁晞”。

   从报纸的编排看，这篇记者来信不如前一篇文章来头大，可也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文章说，几周前，记者7岁的孩子诉说耳朵痛，于是大人和孩子半夜时分，花了“3个多小时，跑了4家三甲医院，才看成了一个并不疑难的病。”来信说，几周过去了，到作者写来信时，孩子“吃着喷着各种各样的中药西药，病还是没有彻底好。”来信最后说：“都说看病难，没有亲身体会还很难理解难到什么程度。这些天我常想，全国医院最多，医疗条件最好的首都看个一般的病都如此这般，缺医少药的农村山乡该怎么办？中国城乡的医疗设施建设、医疗制度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设和改革者刻不容缓。”

   我对这篇来信有共鸣，是因为月初在西北着了凉，8号回京一直嗓子痛，咳嗽。我找了点双黄莲口服液和止咳糖浆，喝了没见显效。10号凌晨到机场接从美国回来省亲的女儿畋，女儿看到我咳嗽，敦促我去医院看看。我挺了两天，咳嗽更厉害了，怕是肺炎，12号上午到校医院求治。

   我对值班医生诉说了症状，说想让给听一听。医生说不必，让我张开嘴，看看喉咙，说是咽炎，开了些阿奇霉素分散片，把我打发了。十多天了，我的病也没好利索。心里不觉有点怨意。深入分析自己的心理，倒不是病没除根，而是一种听诊器崇拜在作祟。

   在我的印象里，听诊器是医生的一个象征性符号，所以文革中讲特权时有“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的说法。昨天晚上散步时，我对家人诉说自己的抱怨，认为医生应该用听诊器给我听听，可妻子说，你不能怪医生，他们不会用听诊器。她解释说，值班医生各科都有，有些科的医生是不会用听诊器的。我听了这话，始而吃惊，继而平静下来。是啊，现在的医生在医疗水平和态度的确是不能和解放前与解放初期相比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朱秋林教授。老同学朱宪人的父亲朱秋林教授是一位医学专家。他老人家生前和我拉家常时说到过自己的学医经历。老人家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又上过军医大学，抗战中，曾任国军第92军的军医处长。因为92军是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所以，朱教授在国军中这样的经历，按党的政策属于“历史反革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被清理出光荣的人民教师队伍。“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担任过《河南医学院学报》的主编，并创立河南医学院卫生系、担任系主任。我在博文《我的幼稚园小朋友》中，曾记述朱伯伯对我说的话，“上了大学没什么了不起，毕业还不会什么。”他说，他上大学时，“还没有发明青霉素，磺胺是新药，一生不断的学习才能成就一个人。”我在博文中说，这一类的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记得，朱伯伯对我说：他上大学时，到医院实习，带他实习的医生首先要他用英文学写“大病历”。年代太久远了，朱伯伯所说的大病历是怎么回事，我记不太清了，依稀记得内容包括家族病史、本人病史、病人就诊时全身状况的检查结果等。齐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教学程序都按外国的办，凡事不能马虎。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分到哪个科室当医生，想来都不至于不会用听诊器。

    其实，从前述记者来信和我本人的求医经历来看，医疗水平只是一个方面，根据我的经验，医生看病认真与否，还往往与其他因素有关。

   大约四十年前，我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一天，生了点儿病，到位于家门口的河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位大约有四十多岁的女医生给我做了特别认真的检查，她用听诊器给我听了老半天，还把我从上到下全身敲打了个遍（用术语说是“叩诊”）。检查完了，医生说，没什么大事，给你开一点药吃吧。我感谢医生的认真诊治，拿到处方，道谢后准备离去。医生忽然问我，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在杨树林里读英语啊？我回答说，是的。那时，在我们家附近有一片杨树林，我每天早晨上班前常在那里读一会儿英语。可能这位医生在晨炼时见过我。医生问，你是英语教师吗？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六厂的工人。医生问，那你学英语干嘛啊？我回答说，没什么，就是想学些知识。医生回过头来，和对桌的另一位女医生感慨道：“人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好啊，咱家孩子咋说啥就不学呢！”

   两位母亲医生慈爱的目光我至今不能忘怀，这段就诊经历，能否说明医生的敬业不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的专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