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为什么会退化？
蒋高明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隆，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传唱了1500年的南北朝民歌，所描绘的草原景色，是诗人的夸张？还是对草原的真实写照？2006年年8月初，笔者赴号称内蒙古最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考察，沿途没有看到古人所描绘的高草原，草的高度不到20厘米。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知青”所亲历的阿巴嘎的草原，高度还可到马肚子那么高；七十年代末，当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锡林郭勒盟建造中国第一个草地生态系统研究站的时候，当时测定的草原高度在1米以上。知青、科学家记忆中的草原如今只能没过马蹄子了。可见，草原退化是不争的事实。

        围绕草原退化原因，学者们是争论不休的。草原退化到底缘于“天灾”还是“人祸”？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在中国科学院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锡林郭勒)，有几片严格封闭的草原，没有大型牲畜进入，草原动物只有昆虫和草原鼠等。24年来，尽管物种组成有轻微的变化，围栏里草原生产力并没有下降，群落高度明显高于对照。而围栏外的放牧草原上，土层消失了12厘米，消失的土壤变成沙尘暴被搬运到很远的地方。在这24年里，气候的波动是剧烈的，有些年份降水量甚至只有年平均值的50-60%。然而，由于草原生物多样性丰富，物种之间存在生长补偿能力，即使在很旱的年份，总生物量不至于出现大的波动。2004年，科学家们将这个发现发表在全球权威的《自然》杂志上。

        要是降水等气候因子的变化造成了草原退化，那么退化应当是全面的，不可能一“墙”之隔的围栏内草原能够幸免。这样的例子我们还有很多，如中蒙、中俄边境线上(隔离区)的草原高度依然保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因此，近几十年来发生的草原退化不是由于什么“天灾”，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祸”。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自1947年以来，人口数量增加了4倍，牲畜数量增加了17倍。目前的草原畜牧业，基本还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原始放牧方式，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效益增长完全依靠增加牲口头数。而在此期间，农区依靠科技进步，效益增加了五六倍。许多旗县为使牲畜数量增加到200万头，使出了浑身解数，牧业大户至今还当被作草原英雄受到奖励。增加的人口，按照农区的习惯实施定居；而增加的牲畜因为草原实施“双承包”，分块管理后，游牧不能实现，大量的牲畜集中在固定的地点啃食。就连草原生长的敏感季节(草原返青到繁殖的两个多月里)也不能放过，草原没有不退化的道理。

        牧户按照牲畜数量，有大户、黑户和小户(贫困户)之分。大户和小户的牛羊数量差别非常大。在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小户有草地1万多亩，牲畜只有200-300多只羊，而大户的草原面积虽然与小户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牲畜可多达上万只羊。牲畜增加后，大户草地显然不够，但是由于经济实力大，他们会租用濒临倒闭的小户大草地。租用到草地后，大户对土地的利用是掠夺式的。黑户是那些与草原有着天然联系的政府官员、领导的司机、外来人口，他们本身没有草地，但是他们有权或者有钱，买一批羊寄放到牧民家里，雇人放羊牟利。大户和黑户们关心的是利润，不会考虑草地的退化，对草原的持续利用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大户和黑户的出现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然而，遗憾的是，国家现行的“退牧还草”等工程又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草原破坏。按规定，“退牧还草”工程中30%的经费由地方自筹，因为地方经济困难，地方政府就将这部分费用“转嫁”到大户头上，谁家出得起钱就给谁家安排项目。因为大户能够出得起钱，而小户出不起，国家投入的项目基本成为大户的专“利”。甚至有些大户自愿帮助小户出费用建围栏，这样他就能够优先使用小户的草原，其代价是支付少量的草地租用费而已。

        在新巴尔虎右旗，有一个“蒙古大营”，政府将30多户贫困户整体搬迁进了县城，水电和取暖费免费，并补助了少量的粮食。初衷是逐步实施生态移民，建立无人区和无畜区，借此恢复草原。然而，由于国家“退牧还草”中的14元(国家出70%)一分也没有到贫困户手里，搬迁户为了生存，只好将他们家的草原以每亩6毛钱的便宜价格租给大户，大户每月再花1000元雇人在小户的大草地上放牧。牲畜由小户时候的300只，猛增到1000只。这样，大户住在城市里，靠若干小户家里的草地和雇用的牧羊人赚来的大量钱财，过着悠闲的日子。而生态破坏治理的费用由国家来买单。

        弄清草原退化的原因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草原退化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治理草原退化的关键是“移人移畜”。增加科技含量使草原升值，而非依靠牲畜头数致富。草原利用可以回归到游牧或季节性放牧，但是数量畜牧业必须向质量畜牧业转变。人要向草原中的小城镇集中，畜要南下农区，那里有丰富的秸秆饲料；而农区中的禽类因为对草原无害可以北上草原。

        草原造林(含造灌木)、修建围栏、飞机播种、草原补种等都不是治理草原的根本之策。草原的使用要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一些少量的经济活动应当强调其质量而非数量。要限大户，清黑户，扶助小户，大大减少草原中的牲畜数量。中央投资要以人为本，只有将草原中的破坏因素，变成保护因素，草原恢复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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