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男，1972年7月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上海交大报主编，管理学在读博士。所著书籍内容涉及高考、求学、就业等诸多领域。是年轻的高考咨询专家、就业指导专家和教育专家。主编、编著、著作图书15种25版次，包括《大学有问题》、《大学生创业》、《直面就业》、《青春档案》、《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成功宝典（从小学到大学）》等。作品获得教育部、上海市奖励20余次。

《大学有问题》全面展示现今中国大学教师、学生生存状态，揭示中国大学教学、科研问题与弊端。熊教授也在不同的场合谈论中国大学出现的怪现象。

（以上从网上抄来）。

现在，轮到熊教授以著作等身和在上海交通大学特殊的地位，诊断“上海交通大学有问题”。不仅义不容辞，而且舍他其谁。希望他能帮助交大领导治理“逼良为娼”的“抄袭”，使之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90580943_universityproblem/37.shtml

 

“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

熊丙奇

连载：大学有问题   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   作者：熊丙奇  

　　在教授难以发言的情况下，很多可以实现领导“政绩工程”的政策出台了。

　　我国不少高校现在流行着这样的做法：教授、副教授必须每年发表多少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EI（工程引文索引）论文等；每发表一篇SCI论文、EI论文，即给予作者相应的配套经费奖励；并将其作为晋升职称、职务的重要条件。

　　要理解大学为何将 SCI、EI论文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就不得不谈到中国当前的大学排名体系。某高校决定在1998年开始实行将论文发表数与教师业绩考核挂钩这一制 度，就是由于受不了论文排名全国落后的刺激。关于大学的排名，世界各国都在做，而且各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差异很大。对大学进行排名，是通过一个侧面反映出高等学校的动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学校的办学实力和社会影响，从而引导考生选择报考学校、专业，也对教育资金的投放产生影响。

　 　我国的第一个大学排名产生于1987年。1987年9月13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以美国费城科学情报研究所公布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为数据源，在《科技日报》上以《我国科学计量指标的排序》为标题，公布了对我国87所重点大学的排名。这个只有一项指标的大学排名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它标志着中国学者从此开始了对本国大学的定量排名研究。从1987年9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表中国第一个大学排名，到2001年6月广东管 理科学研究院发表《2001年中国大学评价》，中国共有14个单位发表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名，包括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的《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估》、网大Netbig 从1999年起开始发布的年度《中国大学排行榜》等。到现在，大学排名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对高校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正因如此，很多大学围绕着排名较起了劲。

　　近年来，很多学者针对大学的这一做法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学者们的主要论调是，大学的做法有其“现实意义”，希望引导大家多撰写论文，营造高校的学术气氛，可指标是否科学合理有待研究。原创的科学研究是十分艰难的，而且，有不少科学研究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显示出重大的价值，才可能得到承认。所谓“十年磨一剑”，我们要求一个科学家在几年里撰写多篇高质量论文，其本身就不一定科学。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悉尼·布雷内等三人，他们获奖的原因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确选择线虫作为模式生物，发现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规则。布雷内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1965年第一次研究线虫，直到1974年才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其中经历了长达10年左右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线虫研究才逐渐受到国际认可，目前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利用布雷内三人的成果，研究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新方法。有关专家在谈到这一成果时不由感慨，如果按照我国大学实施的一年一次的考核，那么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悉尼·布雷内将要受到降级的处理和背负“无为”的名声。①（①《争鸣：对北大教授“降级”的疑虑”》人民网，2002年10月14日。）

        我们的教授显然没有布雷内幸运，每年，他们一定要交出多少论文、多少专著，接多少课题。对于他们来说，完不成这些指标不仅兑现不了相应的待遇，而且还有“面子问题”。这让名教授们十分为难，使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于是，为了达到指标，他们只有一心一意去完成指标规定的内容，而无暇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思考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有在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中署名，如果博士生、硕士生有抄袭的行径，他们也跟着背黑锅；他们只有对过去的研究进行重新加工、综合以图短期内再出新成果；还有的则只有铤而走险，放开手脚去作弊了。庄子说，外重而内拙。太看重某样东西，就会失去本应有的平常心，结果适得其反。在网络信息社会，学术抄袭行为几乎难逃最终被发现的结局，可是大家为什么还要去抄袭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尤其值得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决策者思考。抄袭行为固然不对，但学校是否能逃“逼良为娼”的干系呢？

　　大学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科研成果评审和奖励制度、职称评聘制度、人事分配制度等一般都实行“数字化”管理方式，主要集中在数量指标上进行考核，这对于短期改变学校的“面貌”是有效的，而对于长期办学质量的提高却并不一定会有多大效果。学校如果过分看重数量指标，必然导致教师对数量指标的“病态追求”与“病态攀比”，从而使科学研究脱离应有的健康轨道。要求你上多少课，带几名学生，发表几篇论文，这种管理很简单，却不一定有效，凑数字还不容易？近些年来，用若干篇SCI、EI论文来评价教师是否具备高级岗位任职资格的做法，在许多高校已经演变成教条。可同为SCI论文，有的发表后一次也未被引用，有的被引用了上百次。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可以改变一个时代，获得诺贝尔奖，而我们太多的论文是为发表而发表，有的学术杂志还专门推出增刊满足那些为了评职称而发表论文者的需要。还有的教授，甚至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去发表。这就是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结果。2003年岁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200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继2002年上升至第6位后又前进一步，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列世界第5位。可是，虽然论文数量如此可观，在国际竞争力评价中，我国科技竞争力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国科技部科技统计分析中心透露，2003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51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27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①（①《中国科技竞争力仍居世界中等偏下水平》，中广网，2003年11月12日。）。而就论文本身而言，其平均引用率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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