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野议:中国最顶级的大学应该学剑桥
王永晖
本文没有任何科学的数据,只是建立在局部经验和一点点遐思上面,所以定位于闲谈野议,姑妄谈之,姑妄听之。
大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本科生教学,是名声所在之处,是魅力吸引之处,对于教授科学家们是这样,对于企业金融家政治家们,也是这样。
本科生教学的架构有两大体系,一是学分制,一是导师制,见我的
本博博文集粹相关专题,我一再强调,只要在中国实行真正的大学学分制,中国的大学生马上就会立刻改变学风,像国外大学生一样努力,甚至有过之。
我将此比喻为,文革结束后打破大锅饭的农村改革,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都没变,只是改变了一张纸,契约变了,就立刻产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我们的本科生教育改革,也应该注意契约关系上的模式变革,重点来说,就是学分制。
但是,中国最顶级的大学,则应该进一步去学习剑桥大学的“导师制”,这是比“学分制”又更高一层的做法,窃以为,也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一者,中国的孩子,成熟较晚,虽然是个大学生,心理很多方面还是孩子,导师制的意思就是,有个前辈智者要手把手地教这个孩子。
二者,“导师制”也可以跟当前的教育改革契合,形成一个教学-科研一体的系统工程,通过建设“导师制学堂”,在大学内部形成教学科研双改革的“中型特区”。
相比学分制,实行导师制会有一箭双雕之效,不仅是改学生,而且会改老师。
我有一位同事,前年年底座谈会上评价我写的学分制教改草案,说,如果用了这个方案,学生的学习激情是不用愁了,下一步就是想怎么调动老师的了。
一个办法就是“不调”,老师科研做好了,教学水平自然就高,大学老师最关键的还是本身的学问水平。
再一个办法,则是使用剑桥大学的导师制,让学生的激情促动教师的成长,让学生作为粘接剂和催化剂,把教师们的关系进一步拉紧。
我们系本方向有一位年轻博士跟剑桥大学的著名教授合作,我也因此得空跟那位剑桥大教授皇家院士吃过饭,聊过一次。
我很感惊讶的是,这位剑桥教授数起他的教学经历,Stanford,Harvard,Cambridge他都呆过,总结到,还是Cambridge最注重本科生教学,看不上前两者。
这个观点,本来要被他的年轻合作者写到了一篇数学通讯的访谈里,但是正式写下来发表恐怕不好,就删去了这段。
以前看过一些海外华人教授的建议,说中国最顶级的大学,应该学习美国最好的州立学校。按我本篇的意思则不然,要学就学剑桥,把导师制搞起来,新建大学可以立刻就搞,已建大学则可以建一个“导师制学堂”,综合学术与教学,一箭双雕地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