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读史偶记（39）

温景嵩

（2013年9月15—16日写于南开园）

一个王朝不管它是多么的辉煌，或是多么的孱弱，也全都是建筑在对广大老百姓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因此，了解一个王朝的赋税制度如何？是多是少？是轻是重？就十分重要。这是了解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它所治下的老百姓生活得是宽裕舒适，还是艰难痛苦的基础。就唐王朝而言，这就要了解它的租庸调制和它的两税制。以及两者是如何转换的。

要了解唐王朝的租庸调制，首先就要了解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因为唐王朝的租庸调制就是在北魏时的均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此就要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施政讲起。原来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其封建王朝将无主土地按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

北魏初年，鉴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制并开始执行。北魏至唐前期都推行均田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后来的隋朝和唐朝初期仍行此制，在唐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实行的基础——土地国有制破坏严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实行两税法，均田制被废止。

均田令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开创性措施。这一制度对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

讲过北魏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以后，现在就可以讲唐王朝的租庸调制了。这是唐高祖武德七年对于北魏孝文帝均田制的进一步的发展。关于唐王朝的租庸调制的具体情况，及其向两税制的转变，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兹引用在下面：

“唐高祖武德七年，由北魏之“均田”演变而成唐代之“租庸调”制。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亩百为一顷）。内八十亩为口分，年老还官。二十亩为永业。

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

丁随乡所出，岁输綾，绢，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綾，绢，絁者兼棉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

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

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这就是唐代有名的租庸调制，之所以为后世称道不衰者，厥有数端：

第一在其轻徭薄赋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战国时，以什一之税为王者之政；而汉制则什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若以亩收一石计，则唐制只是四十税一，较之汉制更轻更宽大。

以庸而言，汉制一岁一月，唐则只二十天，只有汉的三分之二。

调输布帛，与汉口赋骤难相比。惟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调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制庸，调并得视田登耗而免除。要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当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在这一个制度下，农民自可安居乐业。

唐代的租庸调制的第二个优点，则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堪比。自租庸调制破坏后，更找不到此种项目分明的征收制度。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唐代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田，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则更为汉制所不及。在租庸调制下之农民生活，其比较寛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象而得。农民生活之宽舒安恬，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以上均引自钱穆：《国史大纲》。）

由上面介绍的钱穆书中可见，唐王朝自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之治，之所以能够如此空前之辉煌富庶，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唐王朝对老百姓能够实行如此空前之轻徭薄赋，才造就了这一代农民生活空前的宽舒安适。而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底层农民生活空前的宽舒安适，才有了唐王朝这一时期空前的繁荣辉煌。

然而唐王朝的租庸调制并非一以贯之始终执行，到了该王朝第九代帝王德宗时（唐王朝一共传了二十代帝王），就发生了变化，租庸调制就让位于两税制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也有一节专门谈及此事。在这一节里，他是先从实行租庸调制所需条件开始讲起的。兹介绍如下。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而尤为重要的是为民制产。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计帐还可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需逐年认真办理。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是实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然版籍之不整理如故。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于追徵诛求。创建租庸调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全不存在，而强欲以法令快上意，终不能有效。其时政府则诛求苛刻，而社会则兼并熾行。及安史乱后，户籍顿减，更难整理。于是租庸调制乃不得不废除，而改以“两税制”代之。

“两税制”始于德宗建中元年，为宰相杨炎所创。”

“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致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夏，秋两徵。租，庸，杂役悉省。

其制简洁明白，可以止吏姦，而未必能惠民生。以此制与租庸调制相比，租庸调制税目分明，此则并归一项。授田徵租之制，遂变为仅徵租而不授田。“为民制产“之意全失。而社会贫富兼并，更因此而不可遏。又此制因出制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亦不合。以货币纳税，亦为妨农利商。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一个制度的推行，必须有与之相符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现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随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以上均引自钱穆：《国史大纲》。）

钱穆先生在他的结论中，论证了他所谓的：“一个制度的推行，必须先有与之相符的意识与精神存在，否则，此种制度既不能存在“。这一点，我却不敢苟同。从钱先生论述的两税制的产生过程来看，事情正好是恰恰相反。刚好两税制不是在先有意识和精神的存在才推行开来，而是先有种种战乱频频发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从而破坏了租庸调制得以实行的基础——国有土地所有制，这才有简单易行的两税制的产生。杨炎此时也就顺势而出，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否则，在租庸调制实行的基础，尚未被破坏殆尽之时，此时纵有千百个杨炎也无济于事，两税制也推行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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