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一位教授的困惑》

戴教授的困惑是：前苏联搞了70年的社会主义，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个空间站，产生了一批优秀艺术作品、一批诺奖获得者。而我们也搞了六七十年了，什么都没弄出来，都是模仿。如果人种不行，为什么美国华人得了那么多诺奖？如果制度不好，为什么苏联能取得那么大的科学成就？

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物质的、文化的、体制的、教育的、具体方针政策的因素都有，很难用一个单一原因来解答。如假以时日，中国能尽可能克服种种局限，一定有人能获得诺贝尔奖。

随手可举若干个单一理由：

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漠对于中国的评价：“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师昌绪说“创新来源于扎实的基础研究，但是当前环境不利于基础研究，因为主管部门要求科研单位有具体目标。基础研究是对自然界规律的研究，根本无法预先制定目标。他（主管部门）老在检查你有了什么结果，有了目标的基础研究就不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搞好基础研究需要国家体制的改变”。 见黄庆转载《师昌绪院士：科研能否成功 70%看情商》

我个人认为：科技政策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也是目标性太强，跟踪国外先进技术可以这样讲，创新却很难说，因为创新并不一定预先清楚那儿“所为有所果”。此政策导向还可能使经费和重心更倾向于应用技术跟踪，而不是基础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