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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一位教授的困惑》
戴教授的困惑是:前苏联搞了70年的社会主义,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个空间站,产生了一批优秀艺术作品、一批诺奖获得者。而我们也搞了六七十年了,什么都没弄出来,都是模仿。如果人种不行,为什么美国华人得了那么多诺奖?如果制度不好,为什么苏联能取得那么大的科学成就?
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物质的、文化的、体制的、教育的、具体方针政策的因素都有,很难用一个单一原因来解答。如假以时日,中国能尽可能克服种种局限,一定有人能获得诺贝尔奖。
随手可举若干个单一理由:
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漠对于中国的评价:“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师昌绪说“创新来源于扎实的基础研究,但是当前环境不利于基础研究,因为主管部门要求科研单位有具体目标。基础研究是对自然界规律的研究,根本无法预先制定目标。他(主管部门)老在检查你有了什么结果,有了目标的基础研究就不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搞好基础研究需要国家体制的改变”。 见黄庆转载《师昌绪院士:科研能否成功 70%看情商》
我个人认为:科技政策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也是目标性太强,跟踪国外先进技术可以这样讲,创新却很难说,因为创新并不一定预先清楚那儿“所为有所果”。此政策导向还可能使经费和重心更倾向于应用技术跟踪,而不是基础科学研究。
另外,有论者提到我国解放后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是这一问题之原因。见戴德昌《戴教授的困惑之答案: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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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27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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