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23-27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中科院生态系统研究站工作会议》。参会代表57人，其中有：《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的杨含熙，生物学部的宋振能、张经纬、韩存志，动物所的马世骏、朱靖、陈永林、李世纯、贺一平，植物所的王献溥、姜恕、陈佐忠、杜占池，地理所的黄秉维、张荣祖、邱宝剑，综考会的赵献英、韩进轩，南京土壤所的蔡蔚祺，华南植物所的何绍颐、余作岳，西北高原生物所的夏武平、皮南林、郑生武、周新民、王德须，沈阳林业土壤所的程伯荣、赵大昌、徐振邦、崔启武、雷丙恒、许光辉，新疆生物土壤所的张鹤年，昆明分院生态室的马德三、游承侠，中国林科院的吴中伦，内蒙古大学的李博、刘钟龄、杨持、杨在中、郝敦元、陈敏，内蒙古农牧学院的李绍良，内蒙古林学院的穆天民，东北师大的朱廷成，吉林师大的张一，内蒙古自治区的昭那斯图、朝克巴图、乌力吉、苏德那木，吉林省的李真宪、夏景岐、杨野、郑桂枝等。

中科院学部委员、生态学会理事长、动物所所长、昆虫生态学家马世骏致开幕辞。接着，交流建站经验和研究工作。发言的依次有：长白山森林站徐振邦、内蒙古草原站姜恕、青海海北站夏武平、长白山森林站李世纯（长白山的鸟类和鼠类）、云南哀牢山森林站马先生、内蒙古草原站周庆强（草原鼠类群落结构）、青海海北草甸站郑生武（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而后，围绕如何发展与搞好定位研究工作进行讨论。发言者及其发言要点如下：

中科院学部委员、地理所所长、地理学家黄秉维：生态实验工作是很困难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就想搞，赵九章对我说，要准备走十年的路。以前搞水热平衡，仪器是苏联的，没有仪器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基础就走弯路，得不到结果，而考察一下就可以写报告。国外搞集体的工作很困难，综合主要是靠开会，统一起来是偶然的。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统一起来。但问题是仪器困难很大，误差大。但这是个方向，否则无法了解植物与环境的真正关系。测定光合作用困难较大，但可以搞；国外1968年开始搞，与刈割法可以相吻合。从书上看，能解决问题，但一搞问题很多，主要是仪器问题。仪器一坏，一年就完了，拿不出论文，风言风语。国内仪器不好用，费了时间，费了钱。我们做这个工作，首先要准备失败。科学家要不怕困难，要吃点亏。地理学走上实验的道路是必须的。国外有的项目，自己搞不完儿子接着搞，孙子继续接着搞，才出成果。要多少有点牺牲精神。同时，领导部门要知道这个情况，给以照顾。治沙队一成立就建了7个站，但没有坚持。一定要坚持，要搞一些与生产联系的工作。

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森林生态学家吴中伦：要点面结合，点要深，面要广，要根据生产中的问题做些工作。

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科院综考会研究员兼《MAB》国家委员会副主席、森林生态学家阳含熙：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从已知到未知，已知包括全世界的已知。结合生产很困难，但一定要搞生产问题，与生产部门结合起来搞，他们有长处。我国研究生态系统有基础，物种、基因库保存得较好。写文章要老老实实，到处访问就写文章，恐怕不是科学论文。不要弄些名词大家弄不懂，如大农业、小农业，农业不能单打一。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所长、动物生态学家夏武平：一定要有经济社会科学人员参加生态系统的工作，即要搞“人民币”流。不解决经济问题，生态问题搞不下去，所以要搞经济生态。

内蒙古农牧学院动物遗传育种学家刘震乙：草原经济价值往往通过家畜才能显示出来。农业本身就包括畜牧业，有的国家畜牧业占比重很大。不同意分大农业和小农业，同意杨先生的意见。

内蒙古大学地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植物生态学家李博：对规划提几点意见：（1）目的要提得更明显，更具体；（2）要把各级（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水平的研究水平分清楚；（3）仪器装置很成问题，有待提高，否则数据测得不准；（4）在草原上种草成功，但能维持多久值得研究。

北京大学生态学家陈昌笃：苏联有300个定位站，不间断地搞，靠政府的力量维持。美国搞定位站，各专业分别搞，没有综合起来。

中科院植物所植物生态学家王献溥：（1）一是领导要明确要支持，二是研究者要坚持，只要积累就有东西；（2）每个站要有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搞好协调；（3）要有一定的技术力量参加进去，搞些仪器；（4）理论要联系实践。

接下来，分站讨论报告与规划。内蒙古草原站在讨论时，李博、刘钟龄、昭那斯图、姜恕等先后发言。

最后，马士骏作大会总结报告：（1）生态系统属于应用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理论与应用研究要同时考虑，分清情况进行安排。应用研究成果要尽快推广到生产中去；（2）为多学科联合作战，所以要有健全的领导班子，行政组织要健全；（3）要有系统的思想，各学科要协调，要长期坚持，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长期与近期、室外与室内要结合；（4）在“六五”拿出成果，为生态系统研究奠定基础；（5）提出本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各课题的研究进程，试行课题负责制；（6）密切与地方部门的协商。

期间，参观了中科院野外考察装备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