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国藩先生引领我们步入草场资源研究之门

1963年，我从内蒙古农牧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科院综考会农林牧研究室草场资源组。与我同时进入草场组的还有：我的同窗宝音乌力吉、内蒙古大学的田效文和南京大学的高兆杉。

当时，综考会草场组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草场资源评价与开发利用。大学期间我虽然学的是草原专业，但对此草地资源研究却十分生疏，必须学习相关知识，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廖国藩先生是草场资源组组长。他1956年毕业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分配到刚刚成立的综考会，当年即参加中科院新疆综考队，曾在前苏联著名草原学家A.A.尤纳托夫教授的指导下工作；紧接着，1961年又参加了中科院内蒙、宁夏综考队考察。7年间，廖先生积累大量草场资源资料，取得了丰富的科考经验，绘制了我国第一幅季节牧场图，建立了以饲用价值-产草量为中心的草场资源等级评价体系，成绩斐然。

为了尽快进入草场资源研究之门，廖先生首先给我们系统地讲述草场资源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介绍参考书目。之后，立即投入工作实践。我9月份报到，10月份便赴内蒙古乌兰浩特参加蒙宁队总结，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计算各类草场面积与载畜量等。1964年1-3月，在交通部招待所集中，接着进行总结。工作之余，我阅读了廖先生撰写的《新疆天然草场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和《昭哲两盟天然草场资源的特征与评价》等考察报告。期间，与廖先生朝夕相处，感情甚笃。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诲人不倦，不断给我们传授草场资源的各种知识，我们也不负廖先生的厚望，虚心学习，主动请教，一心一意地想尽早步入草场资源研究之门。

在廖先生的亲自指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们初步掌握了草场类型的划分标准、饲用植物的营养评价、草场资源的数质量评价原则、草场资源调查和载畜量计算方法等专业知识。为今后独立工作打下了基础。

    1964年，组织分配我到中科院西南队贵州农水分队工作。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刚刚走出校门，没有实践经验，从未去过南方，一个人完成贵州草场资源考察任务，谈何容易。就在此时，廖先生鼓励我说：每个综考队都有许多专业，可以相互学习；参加贵州分队植被草场组的成员有许多大学老师，只要虚心学习，完成任务没有问题。我无后路可退，只能知难而进。此后，在廖先生的帮助下，我狂补草场资源知识，并到农业部、林业部和植物所等单位搜集有关资料，熟悉南方草场和畜牧业情况。

当年4-11月，考察了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铜仁专区。1965年3-12月考察了川滇接壤地区的西昌、丽江和楚雄专区。果不其然，队内专业多，老师多，大家朝夕相处，为我们这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贵州分队植被草场组组长赵儒林（南京大学）、黄威廉（贵阳师范学院）与组员胡成华、左文江、俞泽华、姜守忠、刘民生、王增学等，以及接壤分队植被草场组组长何妙光（中科院植物所）和李琼华（昆明农林学院）与组员肖育檀等，都成了我植被调查和植物分类的老师。

1966年2-5月，在成都进行大总结，草场资源方面的工作由我负责。我与同事一起，编制了《川滇接壤地区天然草场资源等级统计表》，绘制了草场类型图及其资源图，写出了《川滇接壤地区天然草场资源综合评价及其合理利用》。这是按等级评价我国南方亚热带草场资源数量和质量的首篇文章。文中借鉴内蒙古以饲用价值-产草量为中心的等级评价体系，结合亚热带山地的具体条件，对川滇接壤地区各县（市）各天然草场类型进行了等级与载畜量评价。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廖先生的关怀、培养密不可分。他是我步入草场资源研究的引路人，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位恩师。

  不久，“文革”爆发，草地资源研究工作中断。再后，综考会解体。我被分配到植物所，参加了作物生态研究。尽管我不再从事草地资源工作，但旧情难忘，依然对此相当关心。1980年，廖先生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区域草地资源专著：《内蒙古自治区及毗邻地区天然草场资源》出版。1996年廖先生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全国草地资源专著：《中国草地资源》出版。我均及时翻阅、学习，感到十分亲切，从中受益匪浅。因缘巧合，恰在这年，我有幸参加了中科院重点项目《中国非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课题，承担其中的《我国牧地资源开发及其永续利用的研究》。我利用全国首次统一草地资源调查的数据，按照课题的需要，重新整编、归类、计算，完成了这项任务。期间，廖先生虽然没有对我面授机宜，但间接给了我极大帮助。我由衷地感谢他，感谢他今生直接或间接对我的引导，对我的启发。

2018年农历八月五日，廖先生90大寿。我们原草场资源组的成员：刘玉红、杜占池、郭秀英、王淑强、钟华平、樊江文、刘建华和廖先生的同窗沈长江先生夫妇，与廖先生夫妇及其家人欢聚一堂。廖先生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我们为他祝福，为他祝寿，祝他身心康泰，祝他寿山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