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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崩溃，如何重构信仰和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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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太大太崇高几乎不是我所能论述的问题，但这却是我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礼乐崩溃”，这是不经意间涌出来的一个描述现状的词，一切都基于个体的感受，以及对环境的审视和反思。至少在我们自己有限的阅历中，没有什么时期比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缺少信仰和精神支柱，缺少道德和理想追求。
似乎有人提出一个说法：中国从1949年到2009年，前30年的关键词是“政治”，后30年是“经济”，今后30年可能是“信仰”。但是如何重构道德价值和理想精神，却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找出礼乐崩溃的原因？也许和这60年发展轨迹有点关系，早先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性中的自我，后来的“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张扬了人性自私的丑恶，这些都没有能够使人的精神层面得到均衡和谐的发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以说是有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层面的。
令人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什么时期比现在更加令人焦虑和不安，而这不安往往不是来自于更高层次上生命本体与人生价值的思考，而是来自于现实的生存的压力。不说整个社会也不说不了解的官场，只说大学里。某一日和几个青年教师谈到学术和科研，我说其实你们都不需要过多考虑生存的问题。你们老公有了老婆有了房子有了孩子有了甚至车子也有了，工资不高但足以生活，地位不高但看上去也还光鲜，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和思考去研究学术。从一般逻辑上看，大致也不需要为今后子女生活教育什么的花费更多了，为什么还会这么不安这么惶恐未来？为什么还要去想多倒腾房子，倒腾了又有什么用？我也是青年教师过来的，也是这个年纪时候住在筒子楼里，三口之家14平方房子，要养孩子要备课要看书要写作，想到一大帮青年教师在盥洗室里洗碗洗菜，在走廊上一字排开在烧饭，在公共淋浴间边冲澡边共鸣很好的唱歌，大家为了某一篇文章某一本著作某一个学者津津乐道。那时候也有明显的生活压力，但是更多的是乐观的向往和学术追求，条件差但是不安和压力却没有现在这么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理想层面的丰盈弥补了物质层面的或缺，人的精神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现在比那时候强多了，但是压力和不安也大了很多，我总觉得是制度的缺陷导致了这种不安和压力，人在制度中被异化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深切感受到现在确实是很不一样，人作为主体无法得到自我平衡，制度的设计已经使你很难通过自我调节来维护一种均衡，人的自我价值和道德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被”丧失。没有办法你不得不工于眼前的利益追求，你不得不以畸形的方式来体现自我，你不得不通过经济追求来保证未来的安全，至少是建立一种安全感。突然想到富贵和权力阶层可以通过金钱和权力操作命运，知识阶层或者是中产阶层还可以安身立命，或者至少能够找到诉求的方式，而那些社会下层的，当他们无望于生存甚至连诉求也无处时候，激烈的行为很可能就出现了，连续跳楼或者是屠杀孩子也许都是一种变态的激烈诉求，因为不如此不足以引起社会关注……我们到底该怎样才能重构信仰和道德价值呢？我不知道答案所以只能提出问题，说到底确实渴望一种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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