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过林散之先生四十年代临右军（羲之）和北海（李邕），感觉还不如一般学书人的习作，远不如他的创作，着实令我惊异。但是后来又看见台湾一个书家，编了一部《中国书法三千年》，以他本人临写的东西来贯穿历史，真有点儿向往他能把不同的碑帖写得那么“肖”。可是，看他自己的作品，就像破旧的百衲衣，还爬满了小蛆虫；更可是，后来看他临写的那些东西，却有“还与容光共憔悴”的感觉：不堪看！

散翁跋赵文敏（孟頫）书，道出了个中的理由：

昔有人问姚江村以赵文敏书逼真晋人者，江村曰：此非晋人书，乃吴兴书耳。盖谓文敏书固得法而及其既化则俊伟自成一家。故如作文，然韩子学孟子，欧阳子文学韩子者，而其文无一篇模拟韩子，盖曰师其意不师其文。欧阳子亦曰：孟韩文虽高，不必其似之也。文敏在胜国，以文章名家，故得此意见之。

临摹与创作的关系是老问题了，在不同的艺术里有不同的意见。在科学中，它至少有两重意义：一重当然是继承与创新，另一重是对自然的态度——这个问题更有意思。中国画一贯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其实是很好的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指南。很多荒唐的政治和经济行为，都是从历史的荒唐学来的，这就是“临摹”的代价。如果做那些事情的人能多学一点儿自然律，大概结果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