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Sarton在他创办的Isis杂志（他喜欢把这个杂志当自己的亲生女儿）第三卷的前言里，引用了Gilbert Murray（1866-1957，英国古典学者，翻译过大量古希腊作品）的一句话：物化的东西可以取代，而精神和生命的东西不能。但他说的更加具体而明确：

我要抱歉地说，多数文人（men of letters），甚至不少科学家，只是通过物质的成果知道了科学，却忽略了它的精神，更它内在的美和它不断从大自然怀抱中汲取的美，更是茫然无知。现在我要说，从过去的科学作品里寻找那些不可取代的东西，也许是我们追求中最重要的部分。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像认识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样地认识科学的生命。

萨老师说的科学的生命，大概是指它与人的生命一样，当然不能只关心它成长以后（17世纪以来），还应该回溯它遥远的过去。过去的科学发现像捡金疙瘩（golden nugget），靠的是运气；现代科学则像系统开采金矿，收获多少都能大概知道。在他看来，最重要的科学史不是最近的，而是最老的——“万事开头难，还有什么能比一个良好的开端更重要的吗？我们建立的一切不都是在那个基础之上吗？”

于是，他考察了东西方文明（见East and wes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Life of Science）在考察科学的起源时，他发现“文明源自东方”——From the East came the light, from the West, law!这是他的文章的格言。他不认为东西的对抗，而将它们看作两个脸面——甚至同一张脸的两个表情。不过，对中国和印度的科学，他也说不出什么确定的东西；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东西，留下了很好的基础。而希腊的科学和文明，正是从那儿借过去的——它们不但是新革命的开始，也是更早的革命的高潮。遗憾的是，怎么借的，怎么会有借的，现在说不清了。

希腊文明为什么衰落了呢？萨顿提出一个有趣的解释——假如一个天才在20岁时做出了最好的工作，然后默默无闻，我们会怎么看呢？天才害了他！同样的逻辑似乎也适合一个民族——辉煌既然能在那儿出现，为什么就不能从那儿消失呢？

萨老师还说，希腊人的理性活动与他们的政治智慧和德行不相称（What happened to Greece is that the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of its people were hopelessly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ir political wisdom and their morality.）这种观点似乎头一回听到如此明白地提出来，有趣而精彩。如果把不同的理性活动看作文明生命体的组成，那么不均衡的结构自然不会有强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