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业余读些历史地理的书籍，知道地望与地名并不一一对应，如今日之南京曾称建业、金陵、江宁，而辽宋之南京曾是今北京、开封、商丘。近来关心商周历史，看了几篇文章、查了几本书，方才知道很多重要的年代也有不同的数据。

1   原看的《史记·周本纪》如下时间节点是清晰的，只要将“受命”理解为继位而次年建元，则“後十年而崩”意味着文王崩于受命九年，与后面的受命九年盟津观兵协调。武王继位后沿用受命纪年。不过，断代工程报告[0] 称“此外，《史记·周本纪》和《尚书大传》还有文王受命七年崩的说法”(P275)，也有论文直接说文王崩于受命七年。这是认为“十”为“七”之误读——殷商、西周的“七”字本来就是横竖相贯。笔者觉得“后七年而崩”解读为崩于受命六年更好(下述)。又，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毕公高为客，卲公保奭为介，周公叔旦为主”，就是“(受命)八年武王征耆”，“三人称公”乃是追记，不必理解为武王建元或克商之后。 

2  《古本竹书纪年》“十一年周始伐殷”，《尚书·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盟津”；《逸周书·世俘》以及《国语·周语下》等也有二月甲子牧野克商。十一年周始伐殷，若该年一月或二月甲子牧野克商，则与“戊午师渡盟津”只能相隔5天而不可能是65天。盟津至牧野直线距离有175 km，路程曲折系数1.2 则有210 km，有说周军绕道百泉再向南至牧野，而古代一舍三十里不足15 km (约 40/3 km) ，且雨雪、河流都会影响行军速度。大军万人难以在敌占区连续五天日行42 km 而于次日清晨投于战斗。

《史记·齐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与《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十二年二月甲子克商”不同，可以理解为传抄引起的“二”与“一”之讹误。《史记·周本纪》所说可信。

幽王末年BC771，笔者编排的金文历谱穆王末年BC939，《古本竹书纪年》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及“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受命元年BC1038，而武王灭商BC1027年就是受命十二年，正月朔壬午冬至前一日，二月甲子克商十三日；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渡盟津七日。 

3   基于《逸周书·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笔者主张武王崩于克商年十二月。请注意，上列《古本竹书纪年》提及的时间节点都是指诸王末年，意味着武王崩于灭殷之年。《逸周书·武儆解》亦可提供佐证，全文如下。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六日)，出金枝校《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 王曰：“呜呼，敬之哉。汝勤之无盖。□周末知，所周不知，商□无也。朕不敢望。敬守勿失!”以诏宥小子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无穷也。”

周初建子或岁首靠近冬至日的建丑，但为了改元而多闰，岁首儒略历BC1026.01.17；武王崩后约两个月“元年元月庚午(廿五日)，周公诰诸侯于皇门”，见《逸周书·皇门解》和《古本竹书纪年》；周公作器“元年八月丁亥(十六日)师旦鼎”。

其他成王世日期皆可排入历谱。如何尊“王五祀四月丙戌(六日)”，正月朔在冬至后四日的建丑；《洛诰》“戊辰(三日胐)，十又二月，隹七年”，该年建子、年底置闰而次年正月朔冬至后一日。又，文王受命建元，周历建子或岁首靠近冬至的建丑，不再使用以秋分设置岁首的殷历。《回天》假设克商之前采用建子的殷历、克商之后采用建亥的周历(岁首朔在冬至前54 天)，年历才能拟合挑选的几个日期[1]，表明BC1044克商不能成立。

4   武王享年有四说，《古本竹书纪年》有四十五和五十四的两说，《今本》则称“冬十有二月，武王陟，年九十四”，另有享年九十三之说。文[3]列出三例“九”与“五”因字形相近而引起的混乱，而王国维以及文[4]引用《今本》直接写为是“五十四”而非“九十四”。

武王在位年数原有六说，据文[2]统计，二年6家、三年16家、四年和六年各2家，七年9家、八年1家[2]；《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后而崩”，算在位三年。若是武王崩于克商后二年十二月，照《逸周书·世俘解》所述之快捷进程，30多个月后似不能再称为“天下未集而群公惧”；从语境看“后二年”或为衍文。《史记·宋世家》有“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箕子对答1050字符)。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未提及年份。

因文王崩于受命七年、九年以及始伐殷或克商于十一、十二、十三年的差异，再缠入武王享年五十四或四十五、从文王崩年还是克商年起算，文献上数据真是混乱呢[5]。

笔者觉得，《诗经·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的莘国大姒，三年生次子武王，文王在位五十年崩于受命六年，其时武王四十八虚岁；受命十二年BC1027克商、武王崩于年底而享年五十有四，在位六年有余。

5  　研究历史不能对数据过度诠释或过度计算。如文[3] 基于武王享年五十四以及“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亦与事理不违”，计算文王享年六十一。再如文[6]考证季历在位40年、文王在位25年(另有居太子位25年)、武王即位4年克商而总计69年，皆未必可信；而基于“三十年为一世、四世约120年”，计算文王之祖父亶父三十岁左右迁周后在位约40~50年，并不可信；至于季历卒年六十左右、“文王年 60 餘卒(另一处说65岁稍多)，武王時年 39” 等计算结果，所依赖的原始数据也没有得到确认。类似的计算使得数据更多而事理更乱。

历史就是数据和事理，数据要自洽而事理要可信。

[0]  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22.

[1]  江晓原，钮卫星. 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110-111

[2]  朱凤瀚，张荣明. 西周诸王年代研究.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388-433

[3]  杨朝明. 文王、武王享年考. 求是学刊, 1996,(5):101-103

[4]  李裕民. 周武王年寿考. 文史, 第二十五辑, 1985. 

[5]  黄怀信. 武王在位年数考──兼说文王受命及武王是否改元. 人文杂志, 1998,(3):78-83

[6]  程平山. 亶父至武王年代興周事迹考. 文史, 2021,(3):3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