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颗行星被一颗恒星的引力捕获，向恒星加速“跌”去，你应该怎么办？解决办法之一是放另一颗恒星在行星的另一侧，让引力平衡，而避免行星掉入万劫不复之地。

 

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对错往往发生在对观点绝对放大之中。我们也许可以中庸，但中庸是立场和态度，不是观点。只要是观点，就会有倾向，而观点本身往往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调和的是人们的立场和态度。

 

首先我们必须要认可的是，科学的“职能”中既有“探索”也有“责任”，这就是说，我完全同意凌峰兄大作《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中的第二、三两段。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目前要把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作为科学和科学家的第一性，或者，核心内涵。

 

人类社会存在的任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功用性。甚至毒品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不是要说存在即是合理，但对于现实而言不合理的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裹脚布。所以，客观来说，只要存在于现实的文明，就必然会承担社会责任，这就像一个人入洞房不用手把手的教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也。

 

所以，我从来不会去呼吁教人们赚钱，我会呼吁人们认识他们的内心。尽管认识自己的内心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但是在极端的赚钱观下，这个本能被那个本能抑制了。

 

科学至少有两个先天的本能：探索和反哺。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同意的是，从总体上讲，科学和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他们的所得。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是，部分科学和科学家是坐吃山空的。

 

然而，这不是我们强调科学和科学家的责任就可以改观的。我们必须容忍局部的浪费和不合理存在，这不是我们可以消灭的。我们要呼吁一件事情，要么它能够带来实际的效果，要么它能给大家带来观念上的革新，如果这二者不居其一，我看不出呼吁的作用。

 

纳税人要求科学和科学家对得起他们的血汗钱，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我也是纳税人，如同我要求政府对得起我的血汗钱一样。

 

但一个稍微有点理性的纳税人，不会奢望每一个政府官员和每一个政府项目都对得起他的钱：这个世界总会有败类和失败。

 

科学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科学发现比政府管理和服务更加具有不可预见性。我不十分熟悉科学史，但我知道有相当多的重大或不重大的科学发现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得出的，有的甚至与发现者当时进行的研究大相径庭。科学是要发现未知的东西，没有人可以那么准确地预测自己将有什么样的发现，这样的发现将有什么样的价值。促使科学家做出这些发现的，不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的探索精神。

 

从另一个角度说，任何一个职业的从业者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我说实话看不出政治家、科学家应该背负比其他职业更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事实上，我从来不会去想我的工作会有什么社会效益，我首先想的是对不对得起老板的工资。这是职业责任感，不是社会责任感。科学家的工作当然要对得起纳税人的工资，这也是职业责任感，这样的责任感和其他职业的责任不应该有什么区别。这也是职业化的必然结果。

 

一个已经成熟或者趋于成熟的职业，只要它的从业者的行为符合职业规范，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社会财富来，而不用去向从业者强调社会责任。按照科学的规律进行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反哺社会，过分强调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只会给科学和科学家戴上更沉重的枷锁。我不相信一个被捆绑住手脚的人能够跑得飞快，除非他是跳蚤。

 

没有人比科学家更懂科学和科学研究。所以，科学研究最好交给科学家们去判断。纳税人把钱交给科学家，就必须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有些钱就是要打水漂。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总会有更多的科学家拿了不那么多的资源干出了大事情，也许是你，也许是我；也许是这个领域，也许是那个领域，谁又知道呢？

 

当然，在一些比较技术的领域，其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纳税人乃至企业也非常愿意在这上面花钱。然而，这些领域的研究往往是自发而不需要引导的，短期可见的经济利益会促使企业自己投资研究开发，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研究不是科学，但它们显然是偏向于应用和技术的科学。

 

尽管我们不能把应用、技术和“科学”割裂开来，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基础的研究，是没有办法估量其短期的价值和经济效益的。企业很难为这部分研究投钱，只有靠纳税人的血汗。然而，没有人敢为这部分研究打保票。即使是那些最优秀的研究者，我相信他也不敢保证，拿了纳税人百万研究费用，或者生活费用，就一定能在一两年内，甚至十年内得出好成果，哪怕只是与他的所得相当的成果。在这个领域来说，探索精神对科学发现的作用要远比社会责任感来得有用来得直接得多。当一个研究连研究者也不知道他具有什么社会价值时，他是做下去还是不做下去呢？不止科学领域，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我不知道他基于什么社会价值？我相信他只是心中有话要说，仅此而已。尽管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不尽相同，但二者有一点是相通的：科学成果和艺术成果的社会效益是很难客观评估的，至少在成果产生前是很难评估的。

 

科学研究者的兴趣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他的探索精神。我们不要把科学的探索精神理解为空想主义。我们知道，科学发展已经日趋成熟，所有的科学探索都是基于以前的基础和一定的规范之上，这决定了科学探索本身的科学性。科学探索当然会走弯路，纳税人的一些钱也会打水漂；但是科学探索的特点决定在总体上和长期上，纳税人只会得到十倍的回报。人们宁愿把钱拿去买彩票而把钱集中到几个运气特别好的人那里，也不愿增加科学投入或者增加科学家的收入，这不是很奇怪吗？难道科学探索出成果的概率竟然比中彩票还要小（当然这里存在自己中彩票的侥幸心理，不必深究）？

 

我要赞扬那些基于社会责任感而从事某种工作的，但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基于兴趣、利益选择工作而不是基于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是没有办法呼吁的。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你很难仅靠呼吁不靠立法而让他拥有社会责任感，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你不需要呼吁他就已经拥有社会责任感了。

 

我之所以要呼吁探索而轻视结果，是我看到科学和科学家由于被民众和政治看到具有强大能量，而背负上了过重的枷锁。民众首先质疑科学家做出了什么贡献，而科学家也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而科学最本源的探索精神却被政府、民众和科学家忽视。这是我们对科学不宽容的根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

 

因此，当科学正在或者将要滑向一个极端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用另一个极端来平衡。

 

我理解所谓智者不过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能够比普通人更早嗅出空气中飘散着的危险信号，及早告知民众，通过尽量不打扰民众的方法影响民众。

 

我们说过倾向没有办法中立。你很难让科学不偏不倚的既探索又实用。社会的轨迹不外是，当一个极端出现后，会因另一个极端的出现而逐渐走向正规，在正确的道路上保持一些年，又逐渐滑向另给一个极端。

 

没有哪一个极端是绝对错的，但是存在两个边界。在边界之内，社会没有明显的倾向，是健康的；在边界之外，是需要警惕的。如果滑行得太远，则是危险的。但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和变化的，没有人能说我们现在是在边界之内还是边界之外。

 

所以，智者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法把偏离了边界的思潮拉回来。然而，大多数时候，连智者自己也很难肯定当下是否合适，自己的方法是否合适。

 

幸运的是，智者往往并不是决策者。当时机不当时，人们或者不认可智者的言论，或者把智者的言论当成疯话。疯话在抽屉里锁几十年后，人们像大梦猛醒一般，突然领悟到智者所言的道理：时机到了。而智者当时不合时宜的话的意义就在于，他让人们记忆中留下了这样的警觉，而一当时机成熟时人们就很快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智者给人们准备好了思想，播种好了思想。

 

尽管一个理智的人对自己的对错不那么肯定，空穴毕竟不来风。只要有人理解到当下存在问题，就说明这个问题迟早都会成为问题。因为只有已经、正在、或者即将出现问题时，才有可能会有人感觉到问题，除非他真的是个疯子。

 

大家当然可以把我看成疯子，不过就算是走极端，我也要走科学探索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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