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哲

在北京大学的课堂里，除了北大的正式学生，还有不少旁听生。这是自北大创办后，一直存在的现象。现代文学大家沈从文、丁玲都曾经在北大旁听过。

改革开放后，到北大旁听的青年学子数量更多。本文作者柳哲，20年前，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开始了北大旁听生涯。

和大多数旁听生一样，他经历了诸多的艰辛:为了生活，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住进储藏室；为了能进图书馆读书，他找教授做担保。尽管如此，他在北大旁听的生涯中，更多的是享受知识和思考带来的快乐。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他也由浙江省一个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成长为独立的学术研究者，并凭借一己之力，创办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中华姓氏大讲堂、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等公益机构。

北大旁听生涯，成为柳哲一生中最为难忘的记忆。在旁听生眼中，北大教授有着不一样的心胸和气度，而正是这些教授，给他们的一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教授担保帮旁听生办借书证

1989年，我高考落榜后，先后从事过语文代课教师、浙江省浦江县曹聚仁资料馆筹办负责人等工作。虽然我的工作能力受到大家的认可，但由于没有大学文凭，26岁时，我还只是浦江县图书馆工作的一名临时工。

在浦江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偶然认识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当时我写信给他，表达了想到北大中文系深造的愿望，他很快回信给我，欢迎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1995年底，我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过完春节，我便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3000元钱和几十公斤关于曹聚仁、柳贯及家谱等方面的研究资料，来到了北大。

1996年3月14日，我到北大的当天，年近六旬的张先生陪我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一打听，进修一年的学费要3000元，我愣住了，带的3000元钱，如果办理正式进修手续，吃住也就成了问题。这时北大一位教授建议：“一般来北大进修，都是为了拿个结业证，方便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为了求学，不如在北大中文系旁听，也就不需要交一分钱了。”

我采纳了这位教授的建议，选择了一门费用最低，而自己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的课程。交了80元钱后，我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张单科进修的旁听证，正式开始了我的北大旁听生涯。后来，张兴根先生还为我担保，办理了借书证，这样我就可以尽情在图书馆读书了。

在北大4个月后，我从家里带来的3000元钱，已经所剩无几。当时，我把日常的消费常常控制在最低点，有时窘迫到一顿饭只吃一个馒头加点白开水。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北大校园里转悠，发现一栋教学楼后面有一个废弃的小储藏室，而且没有锁门，这个储藏室只有四五平方米，不通水电，我就自作主张，偷偷住了进去。我找来砖头和木板，搭了个简易的床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我还给这间陋室取了个雅号：“静心斋”。那段时间，白天，我去北大课堂听课听讲座；晚上，在北大图书馆读书；晚上10点之后，我则回到自己的小“蜗居”，在微弱的烛光下写听课笔记和日记。

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天，我偷住的“静心斋”被保卫部人员发现，无奈只好搬出小屋。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

我在北大的公告栏里，看到有一家数据库公司，在找人代抄论文目录。我报名后不久被录用。那几天，我从北大坐公车去中科院的一个图书馆里，找到那些论文，认认真真地抄写，一丝也不敢马虎。当顺利完成公司的抄写任务，领到每小时七八元的抄写费时，甭提多高兴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打工挣钱，虽然数目不多，但增加了收入，减轻了父母的负担，很让我欣慰。

那时，北大开始兴建教学楼和校舍，不少民工住进北大。一位民工推荐我去干杂活，帮助拆房整理砖头，一块砖头能挣3分钱。没搬几块，手指就磨出了血。想想辛苦的父母，我咬咬牙，继续干。一天忙下来，我领到了一二百元的辛苦钱，但心里乐滋滋的。

来北大旁听半年之后，我到北大出版社文史哲编辑部兼职做校对，专门负责《全宋诗》的校对。这份工作的好处就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不影响我旁听喜欢的课程。我一般周末和晚上校对，平时就去北大听课。当时这份兼职的工资也比较优裕，每月有数千元的收入，这让我有了一些积蓄。我开始逛书店、跑书摊，买上一大摞书籍，那段时间是我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期。我租住的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巢”。一年半后，我主动放弃了这个兼职。我开始了独立研究学问的道路，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在北大最初的几年时间，我先后旁听了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院系的课程，虽然缺乏系统，但多少走马观花了解了一番。对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北大教授们的治学路径与人格操守，有了深切的感受，他们让我受益终生。

钱理群讲课时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

　　在北大，像我一样旁听的人很多，有不少旁听生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有考上研究生的，也有出国深造的，还有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写书、撰稿、画画……这一切，要归功于北大对我们这些旁听生的爱护和滋养。谢冕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燕园其实并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的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

　　我在北大旁听，没有固定的导师。但我听钱理群教授和陈平原教授两位先生的课程最久，收获最大，我也将这两位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

　　在来北大求学之前，我与钱理群教授就有了书信交往，这与鼓励我到北大求学的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有莫大的关系。1995年，我正在浙江省浦江县负责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工作，当年7月，我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张先生主动邀请钱理群教授帮我撰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

　　来到北大后，我选修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他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听完了这门课。在北大20年，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他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尽量去听，有他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

　　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在钱先生的周氏兄弟讨论课上，我向他提了个问题，请他谈谈曹聚仁。钱先生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他对曹聚仁的看法。钱理群说，他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后来，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中心时，请他做学术顾问，每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我也会在他的信箱里塞一份。

　　在校园里，我经常见到钱先生，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走路兴冲冲的。碰面了我会郑重地问候一声：“钱教授，您好！”他总是一脸和气地点点头。

　　钱理群讲课非常有激情，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理群的导师、已故学者王瑶先生曾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王瑶先生也有文字记载钱理群先生讲课的情形：“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

　　钱理群对来北大旁听的学生也是鼓励有加， 我不止一次在课堂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先生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与支持。我有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曾得到钱理群的极大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请钱理群担保办理借书证，钱理群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理群的热心肠温暖了陈君很久；陈君身无分文时，曾向钱理群求助，钱理群二话没说，送给了他一些钱；陈君的饭卡，也是钱理群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

校长也来旁听中文系课程

　　我曾经“偷听”陈平原教授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多年，陈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我选修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平原”这个名字。陈先生个子不高，戴着眼镜，非常斯文也很精神，有一股“名士风流”。他思维敏捷，记忆惊人。他的课，注重学理分析，喜欢以小见大，广征博引。来北大之前，我虽然已在家乡从事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和乡土文化研究，但对当代学术了解不多。最初听陈先生的课，一时很难真正领会。后来跟着陈先生在学术里“信马由缰”跑了一圈后，才渐渐有所领悟，这也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旁听生涯中，我还与哲学泰斗张岱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及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有过一面之缘。

　　我与张岱年先生的结识，纯属偶然。1996年初，我刚到北大。在三角地博实商场，我看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因所需文具售罄，准备打道回府，我主动上前对他说：“如果方便，您请留个地址，我帮您去校外购买。”张先生没有一点戒心，毫不犹豫给我留下家庭住址。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

　　我到校外买到了先生需要的复写纸，按照地址给张老送去时，先生连声道谢。他的家人沏茶倒水，热情招待我。先生与我，边喝茶边攀谈起来。当我提及曹聚仁时，张岱年老先生十分激动，告诉我说，在特殊时期，曹聚仁在著作里，曾不止一次肯定过他。

　　临走时，张岱年老先生执意要付钱给我，我连连摆手说：“一点小钱，不成敬意！我倒想求赠先生大著。”先生欣然应允，从书架上，找出一册厚厚的《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签名后送给了我。依稀记得签名的内容：“柳哲同志惠存，张岱年，1996年6月15日于北大寓所”。我如获至宝，珍藏至今。

　　我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2004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楼道。讲座组织者以教室满员为由，把不少听课者拒之门外，我也在被拒之列。情急之下，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看他能否帮助我们。我说：“教室过道与门口，仍有一些多余空间。站着听讲，也没关系。恳请厉院长‘开恩’。”厉先生听完，就与我一起来到门口。他对组织者挥手示意让我们进去，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不亚于北大中文系。一开学，光华管理学院就会在公告栏内，张贴课程表。既方便了本校学生选课，也便利了校外人士旁听。

　　我与北大前校长许智宏的相识，更具戏剧性。当时，我正在旁听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的课，一回头，看见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就坐在我的背后，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笔记。我也大胆和他攀谈起来，许智宏说，自从他当北大校长以来，无论再忙，在一年当中，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亲自到教室，旁听有关北大教授的课程，不仅可以了解教学情况，而且也可给自己“充电”。许智宏的这番话，也令我深刻理解了北大的精神。

　　我还记得，当时北大用餐难，餐卡一卡难求，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将这份“福利”让给了我；曾几何时，生活拮据，借钱无门，北大教授周文骏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个人在京过年，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老乡蒋刚苗博士，邀我除夕夜去他那里吃年夜饭，共叙乡情……这些师长，如缕缕和煦春风沐浴我成长，让我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发向上。我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提携与培养。

补白

　　曾在北大旁听的

　　历史名人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元培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蔡元培听后非常赞许，他曾多次批条子，允许旁听生在北大旁听。

　　这种一以贯之的开放态度，使得北大在建校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吸引了无数青年学子。

　　毛泽东（1893-1976）

　　他先后两次到北大旁听。他在这里遇到杨开慧，收获了爱情；在此遇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他日后建立共产主义信仰至为重要。

　　瞿秋白（1899-1935）

　　现代著名作家、记者和编辑，早期中共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他曾在北大旁听。

　　陈毅（1901-1972)

　　据北大老校友陶世龙回忆，陈毅到北大演讲时，自称是“北大半个校友”，“曾住在沙滩，到北大旁听”。

　　沈从文（1902-1988）

　　1922年夏天，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他住在“窄而霉小斋”时，曾身陷绝境，四处求助。北大教授郁达夫得知后，亲临其住处，看望慰问他。

　　丁玲（1904-1986）

　　1924年，20岁的丁玲，来到北京，开始在北大旁听。此间结识同在北大旁听的沈从文和胡也频，后者成为她的第一位爱人。

　　冯雪峰（1903-1976）

　　五四时期的“湖畔诗人”之一，与鲁迅有密切交往。1925年，22岁的冯雪峰，曾到北大旁听，并自修日语。

　　柔石（1902-1931）

　　小说家，“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对他有详细记述。1925年到1926年，他曾在北大旁听。

　　李苦禅（1899-1983）

　　国画大师、书法家、美术教育家。1919年，他在北大附近的“勤工俭学会”半工半读。1920年，曾在北大中文系旁听。

　　曹靖华（1897-1987）

　　著名翻译家、作家，曾任北大俄罗斯文学系主任。他虽为北大教授，但他在1920年赴苏留学前，曾租住北大沙滩附近，在北大旁听。

　　金克木（1912－2000）

　　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曾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他的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1933年，他带着微薄的薪水，到北大旁听。1935年，他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个职员的位置，负责借书还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