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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曾致信傅作义营救王若飞

已有 3153 次阅读 2015-6-18 11:33 |个人分类:东鳞西爪|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胡适曾致信傅作义营救王若飞作者:李传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4月24日 星期五  

 

       1931年7月底,王若飞和吉合、潘恩普三人从莫斯科出发经库伦(现乌兰巴托)回国,10月来到包头,住在复成元街泰安客栈,与乌兰夫接上关系。由于潘恩普叛变,王若飞于21日晚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是被关在包头警察局暗室,12月上旬被移送到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归绥(今呼河浩特)“第一模范监狱”,1936年7月,又被移送到太原国民党陆军监狱。1937年5月,经过中共党组织的努力,王若飞出狱。

   胡适(左)与傅作义合影。

   

   在这漫长的五年又七个月中,不为人知的是,胡适也营救过王若飞。

   王若飞舅父求傅作义放人

   王若飞是由其舅父黄齐生抚养长大的。1919年10月16日,贵州勤工俭学学生王若飞一行五人与其他省的学生一起,乘坐美国轮船渥隆号赴欧,11月21日,黄齐生也踏上了旅欧的旅程。1922年,王若飞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一起组建“旅欧少共”,并参加“旅欧中共总支部”工作,由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春天,王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舅父黄齐生由此分开。1925年4月,王若飞回到上海,先是出任豫陕区委书记,第二年初,调回中央担任第一任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人组织指挥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8年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回国突遭逮捕,王若飞心想必死无疑,于是他把自己被捕入狱的消息想方设法通知了黄齐生。

   此时黄齐生也回到了国内,正在河北定县从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已经十年不通音讯了,突然接到外甥的消息,黄齐生迅速赶到了归绥,与王若飞见了面。为了营救外甥,黄齐生在监狱外面租了间小屋,一方面通过交涉每五天去看望王若飞一次,买营养品给他;一方面四处活动,甚至跑去绥远省政府找到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求他放了王若飞。傅作义倒也干脆,说只要黄敬斋(王若飞的化名)愿意留下来做事,就可以无条件释放。但王若飞回答,宁愿老死牢笼,也不愿出去不清不白混饭吃。

   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天来了,王若飞担心舅父的身体受不了,于是催老人南归,从衣服内里撕下一块绸布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并向老人表示愿葬于归绥城北大青山王昭君墓侧。黄齐生并不担心自己的身体,但他觉得外甥的“遗愿”也需处理,只好揣着信离去,在折返内地之前,他先去大青山花二十块钱替王若飞买了块墓地。

   从盛成、张道藩到胡适

   1933年秋天,黄齐生决定去北平找有关人士,看能不能对傅作义做做工作。

   黄齐生想到了曾跟他和王若飞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盛成。盛是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郊民巷,火烧赵家楼。在法国,盛成也同胡志明交好,不仅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而且是该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法国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共,盛成逐渐不满,遂告别政治舞台,潜心于学术研究。1930年10月10日,盛成回到上海,受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盛大欢迎。

   1978年10月,盛成回到大陆,之后出版了《盛成回忆录》,在书中,他回忆了当时黄齐生先生来找他的情景:

   有一天,黄齐生先生来宿舍看我,行色匆匆,交谈之下,他说:“王若飞被捕,关在绥远狱中,不见天日。我特来找你,加以营救。”我立即提起当年同船去欧洲的张道藩。他说:“今日之道藩,已非昔日之道藩。”我们商讨对策。最后,我提出去找胡适,他表示赞同。于是我们立即乘车前往米粮库(胡同)拜望胡适。胡适当即答应写信给傅作义,好像写了五六页八行书。我看了信之后表示赞同。他就盖了图章,将信封好,交与黄先生。黄先生当晚住在我家,第二天就回绥远去了……此后,王若飞在狱中可以出来晒太阳,看报纸,后来又去掉镣铐,最终被释放。

   黄齐生将王若飞的境况对盛和盘托出,盛提出请张道藩帮忙,因为他们一同乘船赴欧,张也是贵州人,和王若飞、黄齐生同乡,他加入国民党后,逐渐成为C C系骨干,此时正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组织部副部长、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等要职,张如果愿帮忙,力度肯定很大。但可能正是张此时的身份让黄齐生对之失去起码的信任。“我们商讨对策”说明在否决了请张道藩帮忙之后,他们还一同想了很多方法和途径。最后,他们想到了胡适。

   胡适与傅作义、盛成的关系

   胡适此时在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有着核心般的地位,在军政两界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傅作义就对胡适相当敬佩。1933年3月3日承德失陷前一天,据胡适日记记载:“下午傅作义将军来谈。他极愤慨。”愤慨什么,显然是热河当时危急的形势和蒋介石的态度,如此交谈,显然是把胡当作知音。

   5月23日上午,傅作义率领第59军打响了长城抗战最后一场恶战。激战三小时,傅部牺牲367人。事后,傅作义将寻得的203具牺牲将士的忠骸收殓安葬于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园,并特致函胡适,请他作碑文铭记。胡适同意,并认真撰写。其1934年5月5日日记载:“试写华北军第59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涂改甚苦,终不能满意。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涂改。”以傅、胡两人的关系,找胡适写信给傅作义应该能起一定作用。

   再说,此时胡适与盛成关系也不错。1931年10月9日,胡母病逝,第二天,盛成奔丧南归,“我到学校看了胡适和温源宁,并向校方借了200元钱”。淞沪抗战回来后,盛成将经过写成《从军记》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发表。尽管如此,也保不准胡适愿替王若飞求情。没想到,盛、黄二人来到胡适住处,从盛成的回忆来看,胡适不仅答应写,而且认真地写了五六页八行书,还征求其意见看写得是否可行。

   不能说王若飞狱中待遇改善和最终释放完全归功于胡适,但傅作义对王若飞后来采取优待措施:一、为防特务耳目,变相关押;二、每月从自己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贴,同时送书给王若飞读,让王若飞相对自由地写文章和与外界通信,暗中多次在夜间将王若飞接到家中交谈,则又不能不说有着胡适的影响。遗憾的是,胡适的信我们现在无法看到,1949年后,随着批胡的兴起,起义过来的傅作义恐怕不敢再提这段历史,而王若飞和黄齐生因“四八空难”而牺牲,也无法再复原这段历史。幸运的是,正是盛成后来的回忆,胡适的这段历史不至于完全湮没。

   ◎李传玺,学者,著有《寂寞书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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