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7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工作的。原先我在北京市大兴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负责县里历史教师的业务进修和教学研究。那时候，最让我痛苦的是，工作中遇到难题，既无处查资料解决，又无处找专家请教。入人教社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人教社图书馆资料丰富，管理人员服务热情周到，各门学科专家云集，再加上同社外专家学者业务往来频繁，无论业务上遇到什么难题，解决起来都比较容易。我感觉入人教社好像进大学堂，只要有心，时时处处都可以长学问、长见识、长本事。

我到人教社历史室后，起初在中国古代史组，不久，因编写义务教育历史教材的需要调到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史组办公室跟世界史组办公室，隔着狭窄的楼道，门对门。那时候，我没有编写历史教材的经验，怎么写课文心里没底。记得盛夏的一天，快下班了，对面屋里资深编审李纯武先生赞扬寿纪瑜先生的课文写得好，教导年轻编辑向寿先生学习，我听了心里一动。

寿纪瑜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祖父寿镜吾是鲁迅的启蒙老师，外祖父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寿先生的爱人戚国淦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开拓者之一。戚国淦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应当称寿纪瑜先生为师母。老实说，来人教社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位师母，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来人教社之后，我跟寿先生不在一个组，业务上没来往，对她的情况仍然知之甚少。听了李纯武先生的话，我复印了寿先生编写的几篇课文，每天晚上钻研一课，几天下来，收益不少。我感觉寿先生编写的课文语言清新，表达准确，句式简短，通顺流畅，阅读起来，朗朗上口，绝无佶屈聱牙的地方。我领会到，我们是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是青少年学生，寿先生的文风最适合青少年学生。我又向李纯武先生请教：“您说寿先生的课文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呢？”李先生说出的理由跟我的感觉是吻合的。李先生说：“寿先生为了准确表达思想，往往反复推敲，这你从文稿的反复修改处可以察觉出她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寿先生的文风和李先生的教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后来编写历史教科书影响很大。

我编写《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这课书的时候，参考的资料上说：“英王陈玉成被叛徒苗沛霖出卖。”我基本照抄，也说“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玉成被俘。”课文写完后，我反复阅读。每当读到“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玉成被俘”处，心里都不踏实，认为称出卖陈玉成的人为“叛徒”不符合实际情况。史书记载：苗沛霖靠办团练对抗捻军起家。到咸丰七年，苗练已经“连圩数十，拥众数千，沛霖之名震两淮”。1858年，他随袁甲三打捻军，先后杀害葛苍龙、任乾等捻军首领。清廷封苗沛霖为川北道道员，命他督办安徽全省团练事务。他提出：让安徽巡抚翁同书南下合肥打太平军，让清军将领袁甲三北上攻打英法联军，而淮河流域的政权和税收权归他，由他负责对付捻军。这实际上是把清廷势力赶走，以便他在淮河流域建立独立王国。于是，安徽官僚地主与苗沛霖结下仇恨。1860年底，苗练在颍上抢劫官银，扣留袁甲三大营船只。翁同书、袁甲三飞章上奏苗沛霖“叛变”，双方斗争白热化。1861年3月，苗沛霖率团练数万人“反清”。为避免孤立，苗沛霖派人联络太平天国，讨封号。太平天国为牵制清军，赐封苗沛霖为“奏王”，并送给大量财物，以坚定他反清的决心。但苗沛霖却说：“粤逆乘间，遂以币帛伪冠，封王赠女，百端奉承”。10月，他攻下寿州，活捉安徽巡抚翁同书，又逼翁上书朝廷，替他表明心迹，称“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1861年3月，清朝兵部侍郎胜保率兵到淮北，苗沛霖立刻投到胜保门下，配合清军夹击捻军。5月间，苗沛霖出卖陈玉成，把陈玉成缚献给胜保。综观苗沛霖所作所为，他从未真正革命过，没有当叛徒的资格。以专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闻名的史学家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亦不称苗沛霖为“叛徒”。但是，不称“叛徒”，称什么？我冥思苦想了一个礼拜，也没想出什么名堂。后来，我向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资深编审苏寿桐先生请教。苏先生沉思片刻，表示同意我的想法，然后说：“把‘叛徒’改为‘歹徒’怎么样？”我一听，心里豁然开朗，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199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华严里盖了宿舍楼，我住在九层，语文史被大众誉为“平民哲学家”的张中行先生住在三层，上下班同乘一辆班车。有一次，在班车上我坐在张先生旁边，聊起天来。

我说：“张先生的名字起得好。”

张先生问：“好在哪儿？”

我说：“中行无咎，合乎圣道。”

这时候，记不起是哪位同事说：“咱社方明一先生，年近花甲才明白一，当数学室主任，显得不合适。”

张先生说：“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人得一而王（wàng）。能明一者，非圣即贤，岂是凡夫俗子。”

周围的人听了，哈哈大笑。在闲聊中，张先生的衍名艺术让大家长学问。

还有一次，张先生给我打电话，替他的一个晚辈要一本《中国历史》第三册教科书。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手头有多余的书，就答应过一会给他送去。

在我送书来到张先生家门口的时候，门半开着，从屋里传来张先生和别人通电话的声音，我感觉到张先生的言语带火气。我推门进去，张先生的闺女迎上来，请我坐在厅里沙发上，然后给我沏茶。

一会儿，张先生从里屋出来，跟我打招呼。我赶忙站起来，请张先生坐下。

我问：“谁招您老人家生气了？”

张先生说：“南方一家刊物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提到‘《搜神记》旧题晋干宝撰’，文章刊登出来，编辑给改成‘《搜神记》晋干宝撰’，删掉‘旧题’两字。可这两字，绝对不能随便删，有这两字，表示我对《搜神记》作者是晋人干宝，持存疑态；没这两字，表示我承认《搜神记》的作者是晋人干宝，两者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编辑的修改可能是为了精炼，却无意中歪曲了我的愿意。我说“‘《搜神记》旧题晋干宝撰’有根据，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已经把这个问题给研究透了。编辑把作者写对的东西给改错了，刊登出来，不但谬种流传，贻误读者，而且坏了作者的名声。读者不会笑话编辑，只会笑话作者不学无术。”

我说：“您学深识广，写文章遣词用语都经过深思熟虑，改动您的文章得特别谨慎。”

张先生说：“修改文章，加工润色，是编辑的职责，但不能太随己意。拿不准的地方，不妨打个电话，跟作者沟通一下，自然会避免把人家写对的东西给改错了。这才是既对读者负责，又对作者负责的好编辑。”

听到这里，我暗自庆幸自己修改稿件能跟张先生的主张暗合，这事就发生在我修改《中国历史》第三册教科书稿件的时候。教科书里有慈禧太后的插图，配合插图有一段介绍文字，书稿说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满洲镶黄旗人。”我看到这里认为作者笔误，顺手将“黄”字改为“蓝”字，因为几天前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慈禧的父亲惠征是满洲镶蓝旗进士。稿件的撰写者赵恒烈教授是我所尊敬的师长，改动他的文章，我心里不太踏实。刚好下午赵先生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我便向他请教。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赵先生说，慈禧原本是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制度满洲八旗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属上三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属下五旗。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率，所以上三旗的地位高于下五旗。清朝有个规定，凡皇太后、皇后丹阐在下五旗者要改为上三旗，叫“抬旗”。丹阐，满语，即娘家。经过这样的沟通，使我避免了一次改正为误。不过，这次沟通带偶然性，并不完全出于自觉，自从听了张先生的议论后，我在修改稿件拿不准的时候，就一定跟作者沟通，多次避免了错误发生。

我努力向社里老一代编辑家们学习，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在编写1993年发行的新编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的时候，注意挖掘新材料，首次将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写进教材，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1995年12月4日，是徐继畬诞生2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届时将在北京正阳门箭楼举行徐继畬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者──徐继畬学术研究会，邀请人民教育出版社选派代表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社里主管历史室的副总编辑王宏志先生让我起草发言稿。

我从大会已经收到的论文中发现，有些文章在高度评价徐继畬开拓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时，有贬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的倾向。我起草的发言稿除了讲我们之所以把徐继畬写进高中历史教材的理由之外，还批驳了贬低林则徐的倾向。王宏志先生在审阅发言稿时，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删改，全部删掉有关批驳贬低林则徐倾向的内容，集中力量论述了徐继畬写进高中历史教材的两方面原因：一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需要；再是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本身的历史地位。王宏志先生代表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大会发言后，反映很好。徐继畬学术研究会秘书长任复兴先生说：“人民教育出版社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敢于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重要贡献，却有争议的先贤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写进历史教材，是有胆有识的。”通过这件事，我学到的不仅是如何宣传人教版教材，而且学到了如何跟外单位打交道的本事。设想一下，如果按照我起草的发言稿在大会上宣读，肯定会引发争议，冲淡对人教版教材的宣传，甚至给人教版教材带来负面影响。

总之，我感到在大兴工作十八年，年复一年，重复劳动，学识难有长进，而在人教社像进大学堂，一个月学到的东西胜过在大兴时的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