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本所第一届研究生写的回忆文章

武夷山

昨天贴出“本所第一届研究生藏龙卧虎”（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798840.html），但我只听说过他们的事，不是亲历。刚才偶然发现第一届研究生刘新民的一篇回忆文章，喜出望外，这一篇一定要与大家分享！

往事拾零（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些人与事）

刘新民

 (2010-09-1612:03:4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7ce34d0100kzap.html。

我的研究生生涯

1978年10月，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我来到了北京和平里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共41人，正常渠道经初试（笔试）和复试（笔试和口试）考取的40人，一人是没经过考试、上面特批录取的，那就是当时鼎鼎大名的许立达。

2008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在紫玉饭店举行该所招收第一届研究生3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会上，我们的班主任潘静芬老师作报告，我才从报告中得知情报所当时是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招收改变了我们命运的研究生的。当时的所长是聂卫平的父亲聂春荣，当时的情报所并不具备招收研究生的办学条件，是聂春荣所长极力向上面争取来的。当时情报所原在朝内大街的大楼被外交部侵占，自己却寄居在和平里的北京化工学院院内。在我们报到的前一天才在职工宿舍楼底下的空地里匆匆搭建几间活动板房充作我们的教室。还听潘老师讲，学生中有几个成绩考得相当不错，竟有其它所来情报所抢人才，要求调剂给它们的，但情报所没同意。来自郑州的韩家渭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不久就被公派到威斯康星深造。

情报所当时属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我们是以中科院研究生院名义招收进来的，1978年中科院各所共招收研究生800名（此数字从清华程惟康在网上的回忆文章中得知）。情报所这41人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也相差很大，有24、5岁的如许立达、刘眉、孙保国等，也有近40岁的如丰新玫（丰子恺小公子）、白保霖、冯志伟等。有文革前的大学生，也有工农兵大学生，还有自学成才的，可谓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大学生中，一类是理工科毕业，另一类是外语学院毕业。上海人有7人，包括丰新玫、段瑞春（上海交大）、屈慰双（上海交大）、张保明（复旦数学系）、王世德（华东化工学院）、许立达和我（上海交大电机系）。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在文化、学术、教育诸领域是一片荒芜，许立达小小年纪就自学英语，编辑出版了英汉地震学词典，因此被当作自学成才的典型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地加以报道。当时上海许氏三兄弟（许立达、他两个哥哥许立言和许立功）和曹氏姐妹（曹南薇和曹南燕）很是风光了一阵子。

第一年基础课在当时中科院研究生院所在地北京林学院上。在北京凛冽的冬天，我们得每天5点半从尚未开门的食堂拿个冷馒头，乘坐302公交车到中关村换另一路公交车下来走一段路才能到达清华旁边的林学院，其艰苦程度可见一斑。所以有一个来自济南的学生刘祖清因思念妻儿就退了学。

第一年基础课记得有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第二外语，计算机编程等。教我们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是中国的统计学泰斗陈希孺老师。陈老师不知是湖北还是湖南人，讲课带有很浓的家乡口音，烟瘾极大，上课时也烟不离手。我们大学毕业后接受工农兵教育10年后重拾数学，当然异常吃力。外语出身的学生更是叫苦不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李家浩的一脸苦相。

情报所的重头戏当然是英语，英语课在情报所所内活动教室里上，教我们口语的是据说做过马歇尔将军翻译的安世祥和王大辟（博主注：应为黄大闢，印尼归侨）老师。安世祥老师山西人，当时约四、五十岁上下，长得一表人才，一口美国音，王大辟老师则是英国音。丰新玫出身名门，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英语非常了得，有时英语口语课就由他越俎代庖了。丰新玫身材瘦瘦的，脑门很宽，在上下楼梯时碰到他，还没打招呼，他就一脸苦相，只发出一声“难过（他是浙江人，因此发音便为“囡过”）便匆匆而过，“囡过”便成了他的绰号。当然口语好的不止丰新玫一个，印象深刻的还有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英语系的苏州人马连元，有一次看英文原版电影他就当场传译，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屈慰双的英语口语也不错，他原来在上海交大时就是专门学科技英语的，又分配在九江从事过口译工作。我们除了学英语外还学第二外语如日语、法语和德语。日语学得好的有段瑞春、马连元等人。法语学得好的有文希凯等人。

基础课还没学完，所里就派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专利。去日本的有段瑞春、马连元、张保明和郝庆芬，去法国的有文希凯和王惠临，去美国的有屈慰双、李家浩等人，去德国的有葛陵元等人。这些人中不少人学成回国后成了专利局的元老级人物。

我们没有学生宿舍，而是与情报所职工混居，情报所职工楼是老式筒子楼，每家只约15平方的一间屋子，做饭在楼道里，水房和厕所位于楼道的两头。我与许立达、王世德一个房间，许立达长得胖乎乎的，属于上海人谓之滑头麻子之类，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猪头”。我上海的家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他家在泰兴路附近，只数步之遥，他视我如兄长，我对他也倾力相助，论文答辩时我上上下下为他张罗，论文顺利通过后他笑开了花，请我们在莫斯科餐厅搓了一顿。

学生中也有笔译功夫特别好的，如北大物理系的暴永宁，他在大学期间就翻译出版了环保题材的奠基之作《寂静的山林》（博主：疑为《寂静的春天》）和《从一到无穷大》，后数十年笔耕不断，翻译出版了近十本国外科普著作，成绩斐然。毕业后分配到情报所重庆分所的郭凯声翻译的科技文章的文笔也非常好。

学习最刻苦的非来自江西的李卫东莫属，大冬天零下近10°的气温下，其它人都在有暖气的宿舍里，只见他一人在楼下活动板房里披件棉大衣挑灯夜读。

由于去林学院上课路途遥远，且陈希孺讲课家乡口音太重，我们听不懂，后来我们几个上海人干脆改为在所里自学。

食堂的伙食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显得很差，上食堂买饭人多要排队，我和许立达和王世德干脆搞了个煤油炉自己烧饭吃，上午9时许就出去买菜，烧的煤油得拿个瓶子去交道口打来。安世祥老师就住在情报所对马路的小区内，他邀请我们上他家中作过客，家中就他一个，没有女主人和子女。安老师颇喜欢与我们交往，每到星期天安老师出大头，与我、许立达和王世德一起聚餐，买个华都肉鸡和一些蔬菜改善伙食，由王世德掌厨，边吃边聊，其乐融融，饭后都是许立达洗碗。

那时的业余生活也就是看电影，当时国门刚打开，进来不少日本电影，如“追捕”、“人证”、“远山的呼唤”等。还有一次去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了“Rebecca”（博主注：中译名《蝴蝶梦》），安老师也去了，印象很深。北京化工学院院内地下也有一个电影院，周末经常放电影。

研究生毕业后就与安老师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他去美国会年轻时的情人，在与情人见面时心脏病发作死在情人的怀里，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挺浪漫的。

有一次，所里把我们集中在活动板房里，突击考数学，出的题见所未见，估计大家都做不出，静静地在那里静思默想，只听到屈慰双兴奋地叫道“我做出来了！”，那劲头颇像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发现浮体定理时的那声喊叫“我找到了！”。所里后来也没公布此次考试结果，所以屈慰双是否真做出也就天晓得了。许立达那天不在所里，逃过一劫。屈慰双的哥哥是清华毕业的屈耀双，当时去美国读研究生，在报纸上向邓大人表忠心，说学成后定当回国报效祖国云云。不过好像至今没回国，反正邓大人早就过世了，没法也不会与他计较。

到了第三年，就是找资料写论文了。

指导我们的导师有杨沛霆、周智佑、郑关林、赵宗仁、贡光宇、刘昭东、高崇谦、包锦章、申家濂、丁元熙等人。

杨沛霆老师身材不高，但长得十分粗壮，日语很好，思维清晰，有很高的概括能力，写文章逻辑性强，加之口才极好，是讲师团骨干，常给中央首长讲课。

具体指导我的是丁元熙老师，上海人，身材矮小，说话有些口齿不清，为人善良低调，身体不太好，有肾病，我去过他家，楼道黑黑的，进门就一间不大的屋子，为节电灯光也很暗，只见他蜷缩在一张躺椅上，委实可怜。我毕业不久就听说他50岁上下英年早逝。现在可能没几个人还记得他。我每每想起他就不禁悲从中来。

周智佑老师走路一跳一跳的，脑门极宽，一望而知就是个极有学问的。

郑关林老师显得很年轻，走起路来好像充满了电。

申家濂是个女老师，英文和专业都有很深功底，见到我们总是一脸笑容，非常和善可亲，我们都很喜欢与她交往。

包锦章老师也总是笑容可掬，与我们学生很合得来。

那时的师生关系真是非常融洽，老师没有一点架子，就像我们的兄长。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30年过去了。不知这些老师可还健在，我在这里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