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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行走在博物馆的“达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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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在博物馆的“达人”们 |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上世纪70年代初，同济大学数学系教授梁进还只是个初中生。
一次，处于“文化饥渴”状态的她，从农村回上海探亲，跟随着城里学生参观团混进了上海工业展览馆。这是梁进第一次走进博物馆，“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让她对那里的一切充满好奇。
工业展品——国产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的模型让刚学了物理的她缠着工作人员问个不停；牙雕、漆器和景泰蓝等工艺品展览在她当时看来也是“新奇”的宝物……
四十多年后，走过大大小小上百家博物馆并将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集结成册的梁进，成了博物馆参观者中的“达人”。
透过“双筒望远镜”看世界
虽然对科学类博物馆，梁进一见倾心,但对于文史类博物馆，她则是在反复咀嚼中才品出味儿来。
第一次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称“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梁进见到“那些破破烂烂的碗碗碟碟”，并没有找到兴趣点。她甚至会觉得它们还没有隔壁阿姨家的碗碟漂亮。
不过，上世纪90年代初期，梁进出国后，这类博物馆又重新回到她的视野里。在欧洲的那些年间，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梁进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里参观，她的博物馆情结也在那段时间越发浓郁。
行走于博物馆间，她发现，原来“一个城市文化水平的高低，只要看看这个城市的博物馆就可以大致判定”了。
作家叶永烈也喜欢参观博物馆，在他看来，每个博物馆都是一个“双筒望远镜”，一个筒是历史，一个筒是文化，它浓缩了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没有去过埃及博物馆就等于没有去过埃及，”他说，“埃及金字塔固然壮观，可是里面空空如也。它的精华全部集中在埃及博物馆。在那里，你才能看到法老木乃伊、黄金面具、黄金棺等等，才能切身体会到埃及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从量变到质变
让梁进第一次感到心动的是大英博物馆。
那是梁进第一次去伦敦，“太有名”的大英博物馆让她抱着必须要“到此一游”的想法前去参观。但进去以后，梁进就被完全吸引了，“那里有太多的东西要看，有太多的故事。我在那看到了罗塞塔碑。虽然此前就听说过这块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石头，但见了实物后，这种人类历史的厚重和古代文明的灿烂，让人不得不感到敬畏。”
此后，每次去伦敦，只要时间允许，梁进都会去大英博物馆参观。去的多得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次数，但她却坚称每次去都会有新的收获。
“因为它的藏品太多，每次去都会有不同的展览。”梁进解释道。
起初，每次去博物馆，梁进并不会做功课，但随着文史类知识的慢慢积累，她也开始“具备欣赏各类文物的能力”。从中她虽不会如专家那般看出年代、质地、产地等信息，但博物馆能让她近距离地接触历史，感悟活在历史中人的生活状态，看见一些曾在书中描绘的东西。
原来，参观博物馆的“量变”是能够引发“质变”的。
“博物馆去多了，看得多了，自然就会有比较，收获也就更大，”叶永烈告诉记者，“比如在埃及博物馆中能够看到的法老木乃伊，在大英博物馆中也大量存在，这说明了英国曾侵略过埃及。又比如，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里能够看到京都的城市布局与西安的布局‘出自一个模子’，这能看出当时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享受心灵浸润
回国后，梁进依然乐此不疲地穿梭在各大博物馆中。与之前不同，她被周围的很多人冠以“博物馆达人”的称号。
起初，这让梁进有些诧异。因为她在国外的同事们，有很多都比她要更像“达人”。他们在去博物馆之前会查阅许多相关资料，对将要去参观的展出有非常全面的了解，甚至会列出一个参观提要。
曾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韩永也向记者证实：“国外的博物馆参观者在去博物馆之前是要做功课的，博物馆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他们相比，梁进确实有点小巫见大巫。
后来，梁进知道了答案。原来很多国人走出国门，最想去的地方不是那些博物馆，而是购物中心。正因如此，去过上百家博物馆的梁进自然就成了国人眼中的“博物馆达人”。
在韩永看来，博物馆的产生源自人类的自我觉醒，它是人类的认知场所，它的存在是为了社会发展。所以，博物馆的意义远不止收集了一些物品，而是刻录社会发展的脚印，记载人类获得的成就，展现自然神奇的奥秘，揭示历史复杂的矛盾，最终增长参观者的知识，激发访问者的反思。
“虽然传播知识的途径各式各样，但是只有博物馆是将实物展品、图片和影像展现给你看，让你可以近距离地触碰历史。即便是有些抽象的概念很难在博物馆里体现，我们也可以通过博物馆里展出的实物和图书馆里的收藏去启发，去想象，去提兴。”这是梁进在参观过数百家博物馆后的感悟。
人类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就像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在博物馆这个集中人类智慧的地方，又有多少人能同梁进、叶永烈一样可以享受参观博物馆这个浸润心灵的过程呢？
《中国科学报》 (2013-08-09 第13版 文化周刊)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716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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