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险接受的政治学

武夷山

我国的“科普”与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的根本差异是：科普的主要任务肯定仍旧是普及科技知识（尽管我们也在强调普及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公众理解科学”的主要任务则是讨论如何认识、分析与应对科技带来的风险。必须指出，我们见到的某些所谓科普专家只介绍发达国家的新科技成果，但对科技风险是绝口不提的。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这一学术杂志上的多数文章，都是讨论风险的。该刊2010年第3期发表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政策与成果联合体”副教授Daniel Barben的一篇文章也不例外，题目是Analyzing acceptance politics: Towards an epistemological shift i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分析风险接受政治学：公众理解科技的认识论转换），原文可见http://www.futures-studies.rwth-aachen.de/team/PUS-DB-Analyzing%20Acceptance%20Politics-2010.pdf。文章说：

西方的“公众接受科技”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风险感知。例如，担心安全问题而反核。

第二阶段是风险沟通。20世纪80年代，风险感知向风险沟通转变，使得相关的分析框架和风险接受政治学都发生了变化。

第三阶段是公众理解科技。为了接近（而不是排斥）对科技的不同理解，为了促进公众参与，采用了不同的参与程序，最突出的形式有：圆桌讨论，公民议事会，场景研讨班，共识会议，等等。

以生物技术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科学家们把生物技术描绘为继化工技术和核技术之后的第三种“综合技术”。而生物技术的反对者则试图在splicing genes（拼接基因）和splitting atoms（分裂原子）之间建立等价关系――原子弹就是分裂原子的产物，给人类安全造成很大威胁，那么，基因拼接、基因工程也可能对人类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建立等价关系后，他们就一并反对这两种技术。

关于风险接受的研究感兴趣的是：将人们对科技的感知和态度描绘出来；

而关于风险接受的政治学感兴趣的是：如何理解相互敌对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如何试图型塑科技的文化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