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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分析及启示
文/管仲怡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富布莱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的设立可追溯至1946年,当时美国正面临对战后遗留海外资产处置的挑战,参议院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1995)对此提出将这部分资源转化为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方案。此方案在国会迅速获得广泛支持,未经冗长辩论即获批准。同年8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美国第584号公共法案(Public Law 584),《富布莱特法案》(Fulbright Act)正式出台,其核心在于利用教育与文化的交流渠道,深化国际间的理解与合作,并隐含着推动美国价值观与文化理念在全球传播的期望(李联明 等,2006)。
《富布莱特法案》设立的富布莱特奖学金,是对学者们在学术及文化交流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入选者将被授予富布莱特学者称号。富布莱特奖学金为美国学生和学者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富布莱特项目也诚邀世界各国的杰出学者赴美深造与开展研究,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之一。富布莱特项目资金结构稳固且多元,一部分源自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他国获得的战争赔偿及贷款偿还,另一部分则来自美国国务院对海外资产的有效管理与处置所得(李联明 等,2006)。
由此可见,富布莱特计划不仅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首次直接资助的国际教育项目的诞生(安亚伦 等,2022),更成为了推动全球知识无界流通、文化深度互鉴及人民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多国在教育、科研及文化等多个关键领域实现了更为紧密的合作与交流,为构建更加和谐、开放与包容的国际关系体系提供了巨大帮助。
一、富布莱特计划及中美富布莱特项目
根据富布莱特计划官网提供的信息,作为美国政府在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领域的核心项目,富布莱特计划的宗旨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该计划由美国政府资助,为来自160多个国家的杰出学生和学者敞开大门,提供学习、教学、研究以及思想交流的平台,以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富布莱特计划的核心在于通过人员、知识和技能的交流,加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关系,促进文化外交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提升。该计划涵盖多个项目,面向美国及非美国公民中的学生、学者、教育家、资深专家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等多元群体。
具体来看,富布莱特计划提供的奖项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类别:为美国学者提供的奖学金(Fellowships for U.S. Scholars)、为非美国学者提供的奖学金(Fellowships For Non-U.S. Scholars),以及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机会(Opportunities For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为美国学者提供的奖学金被称为富布莱特美国学者项目(The Fulbright U.S. Scholar Program),学者们能够在大约130个国家或地区的各类学术与专业领域进行演讲或研究。该计划内有四种奖励类型可供选择:富布莱特学者奖(Fulbright Scholar Awards)、富布莱特博士后奖(Fulbright Postdoctoral Awards)、富布莱特杰出学者奖(Fulbright Distinguished Scholar Awards)以及富布莱特国际行政人员奖(Fulbright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ors Award)。此外,在美国学者项目中,还有许多专门的奖项和倡议,如富布莱特公共政策奖学金(The Fulbright Public Policy Fellowship)、富布莱特北极倡议(The Fulbright Arctic Initiative),以及富布莱特亚马逊倡议(The Fulbright Amazonia Initiative)。
为非美国学者提供的奖学金,即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计划(The 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 Program),外国学者将前往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或在美国教育机构任教,总时长短则一个学期,长则一整个学年。富布莱特计划同样为非美国学者提供参与富布莱特北极倡议、富布莱特亚马逊倡议的机会,以期促进国际合作、增进相互理解。
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机会则包含富布莱特驻校学者计划(The Fulbright Scholar-in-Residence Program,简称S-I-R)、外展讲座基金(The Outreach Lecturing Fund,简称OLF)以及富布莱特外语助教计划(The Fulbrigh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Program,简称FLTA)。
富布莱特计划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最为成功并且最为重要的国际文化教育交流项目(崔建立,2011)。其核心宗旨是显而易见的,即致力于深化美国与世界各国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中美富布莱特项目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是美国政府国际教育交流旗舰项目(Flagship Program)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两国政府唯一的正式教育交流项目(张文达,2018),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以“本着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原则促进教育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为目的的官方交流计划。在该计划的支持下,中美两国交换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专业人员和学生进行学习、研究和教学。
事实上,中国是首个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的国家,并最早参与到该项目的运作过程之中。1948年,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两国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深度合作正式拉开帷幕。1949年8月底,负责在华运作的中美教育基金会停止了活动,这一合作项目在运行一年后便宣告中止,这是自19世纪70年代“幼童留美”计划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官方文化交流被迫中断(陈希,2021)。直至1972年,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重新正常化,双方的文化交流才再次焕发生机。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再次中断。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强国美国与迅速崛起的人口大国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国际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更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科学进步、法律框架、安全保障以及文化交流。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层面,成为塑造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Ames,2017)。因此,通过对中美富布莱特项目的研究,更加全面地了解该项目的历史脉络、实施特点及其在中美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能够深化对于富布莱特项目的认知,更有助于理解中美关系中的文化交流模式,对探索未来的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的新路径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参与中美富布莱特项目的富布莱特学者的学科与规模分析
根据富布莱特官网提供的数据,1948至2020年间,共有1892名学者参与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获奖类型包括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计划(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 Program)、富布莱特美国学者项目(Fulbright U.S. Scholar Program)、富布莱特驻校学者计划(Fulbright Scholar-in-Residence Program)三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计划是指中国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交流学习,富布莱特美国学者项目是指美国学者前来中国访学,富布莱特驻校学者计划则是指美国机构申请接待来自中国的学者教授课程、协助课程开发、客座讲座、发展出国留学或交流伙伴关系,以及与校园和当地社区互动,以推进其国际化目标。
具体而言,参与中美富布莱特项目的1892名学者中,参与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计划的学者共1038人,约占总数的55%;参与富布莱特美国学者项目的学者841人,约占总数的44%;参与富布莱特驻校学者计划的学者仅13人,约占总数的1%。
(一)学科分析
根据富布莱特计划历年的遴选条件,可以发现选派资助学科“应为美国问题研究相关领域”。申请人“须有与美国问题研究相关的教学经验,研究兴趣和专业背景”;优先考虑“能明确表明需到美国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及非常愿意通过参加本项目增进中美两国理解的申请人”。 具体学科领域包含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历史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对富布莱特项目官网提供的富布莱特学者的学科专业进行分析,可以大致了解中美两国学者侧重的专业学科(见表1)。
表1 1948年-2020年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获奖者学科统计
学科 | 人数(占比) | 学科 | 人数(占比) |
文学 | 261(13.7%) | 建筑学 | 6(0.3%) |
经济学 | 232(12.2%) | 语言教学 | 6(0.3%) |
法律 | 218(11.5%) | 会计/财务 | 5(0.2%) |
历史 | 183(9.6%) | 社会工作 | 5(0.2%) |
政治学 | 139(7.3%) | 宗教研究 | 5(0.2%) |
商科 | 122(6.4%) | 生物学 | 4(0.2%) |
教育 | 72(3.8%) | 医学科学 | 3(0.1%) |
语言学 | 72(3.8%) | 健康与医学 | 3(0.1%) |
通讯 | 64(3.3%) | 跨学科研究 | 3(0.1%) |
语言 | 59(3.1%) | 农业 | 3(0.1%) |
哲学 | 48(2.5%) | 神学/宗教 | 3(0.1%) |
社会学 | 42(2.2%) | 信息科学/系统 | 3(0.1%) |
人类学 | 35(1.8%) | 电影/电影研究 | 2(0.1%) |
社会科学 | 28(1.4%) | 工程 | 2(0.1%) |
人文学科 | 26(1.3%) | 公共政策 | 2(0.1%) |
公共行政 | 24(1.2%) | 考古学 | 2(0.1%) |
心理学 | 24(1.2%) | 林业 | 2(0.1%) |
艺术类 | 18(0.9%) | 数学 | 2(0.1%) |
区域研究 | 17(0.8%) | 物理科学 | 2(0.1%) |
地理 | 16(0.8%) | 戏剧 | 2(0.1%) |
图书馆学 | 16(0.8%) | 化学 | 1(<0.1%) |
艺术史 | 16(0.8%) | 旅行/旅游 | 1(<0.1%) |
外交 | 14(0.7%) | 美术 | 1(<0.1%) |
新闻 | 13(0.6%) | 生物科学 | 1(<0.1%) |
音乐 | 12(0.6%) | 写作 | 1(<0.1%) |
环境科学 | 10(0.5%) | 音乐研究 | 1(<0.1%) |
其他 | 10(0.5%) | 营销 | 1(<0.1%) |
城市规划 | 8(0.4%) | 专业实习 | 1(<0.1%) |
公共卫生 | 8(0.4%) | 职业培训 | 1(<0.1%) |
戏剧/戏剧艺术 | 7(0.3%) | (空白) | 4(0.2%) |
从数据来看,文学、经济学、法律、历史、政治学、商科名列前六位,总占比超过60%,该项数据的出现并非偶然。富布莱特项目在学科交流上展现出显著的特点和明确的趋向性,其研究焦点主要聚焦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他们倾向于深入研究中美经济、美国文学、中美历史及政治学等;而美国学者则更偏爱应用语言学、新闻学,同时也不乏对经济、法律等实用学科的探索。总体来看,两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均倾向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对于自然科学和理学领域的涉猎相对较少。1961年,《富布莱特-海斯法案》规定“文化教育交流仅限于方向性课程,如语言课程或者其他与此相关的课程,从而充分发挥项目的作用”,本质上就是在有目的性地对有意愿参加项目的学者进行筛选。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自1979年中美恢复富布莱特项目交流以来,学科研究的范围显著拓宽。不仅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深化,更扩展至理科与工科,包括农业、计算机、环境科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这一变化使得富布莱特项目在学科覆盖上更为全面,也为研究者和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学术交流机会。如今,富布莱特项目所涵盖的学科领域已相当广泛,充分展现了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二)规模分析
从纵向的维度来看,各年度中美富布莱特项目的富布莱特学者数量分布不均(见表2)。
表2 1948—2020年中美富布莱特项目中的获奖者学者数量(降序排列)
年度 | 学者人数(占比) | 年度 | 学者人数(占比) |
2006—2007 | 84(4.4%) | 1985—1986 | 40(2.1%) |
2008—2009 | 78(4.1%) | 1992—1993 | 39(2.0%) |
2011—2012 | 77(4.0%) | 1995—1996 | 37(1.9%) |
2004—2005 | 67(3.5%) | 1983—1984 | 35(1.8%) |
2007—2008 | 67(3.5%) | 1991—1992 | 35(1.8%) |
2005—2006 | 63(3.3%) | 1987—1988 | 34(1.7%) |
2009—2010 | 63(3.3%) | 1999—2000 | 34(1.7%) |
2010—2011 | 63(3.3%) | 1986—1987 | 33(1.7%) |
2012—2013 | 63(3.3%) | 1988—1989 | 33(1.7%) |
2016—2017 | 59(3.1%) | 1997—1998 | 32(1.6%) |
2017—2018 | 59(3.1%) | 1990—1991 | 30(1.5%) |
1994—1995 | 54(2.8%) | 1984—1985 | 28(1.4%) |
2013—2014 | 54(2.8%) | 1996—1997 | 28(1.4%) |
2018—2019 | 53(2.8%) | 1981—1982 | 22(1.1%) |
2001—2002 | 49(2.5%) | 1982—1983 | 21(1.1%) |
2015—2016 | 49(2.5%) | 1980—1981 | 16(0.8%) |
2019—2020 | 48(2.5%) | 1989—1990 | 16(0.8%) |
2003—2004 | 46(2.4%) | 1978—1979 | 8(0.4%) |
2014—2015 | 46(2.4%) | 1970—1971 | 4(0.2%) |
2002—2003 | 45(2.3%) | 1972—1973 | 3(0.1%) |
1993—1994 | 44(2.3%) | 1973—1974 | 3(0.1%) |
2000—2001 | 43(2.2%) | 1977—1978 | 3(0.1%) |
1998—1999 | 41(2.1%) | 1975—1976 | 2(0.1%) |
1948—1949 | 40(2.1%) | 1974—1975 | 1(<0.1%) |
从趋势上来看(见图1),2004—2014年十年间,学者数量始终保持在较高点位,均值约为68人;2006—2007年达到最高峰84人;与此同时,存在1948—1949年、1985—1986年、1994—1995年三个次高峰,人数分别为40人、40人、54人。1949—1972年间项目中断,仅有1970—1971年度的4位美国学者来华,且均前往台湾高校进行交流。1972年项目恢复之后,也呈现出将近十年的低迷期,期间每年参与项目的学者人数均值为2人。
图1 历年中美富布莱特项目的获奖者数量变化趋势
富布莱特计划在中国的进展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富布莱特学者的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美关系的友好程度:中美关系越友好,富布莱特学者人数就越多,派出的富布莱特学者同样也会反哺两国关系,促进学术与文化交流;反之亦然。例如,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为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紧接着,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期间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共同签署了中美文化协定(谢锦,2016),这一举措体现出两国在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得以全面恢复和深化。作为这一协定下的重要合作项目之一,富布莱特项目在两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1979—1989年的十年间,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一时期参与项目的学者人数迅速攀升,不仅为两国学术界带来了丰富的交流机会,也为推动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富布莱特项目的启示
首先,中美富布莱特项目不仅是理解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还为学者之间的深入研讨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通过对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获奖者的学科分析,可以发现富布莱特学者的专业领域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其中文学和历史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首位抵达中国的富布莱特学者卜德教授(Derk Bodde,1909-2003),在完成其访华之旅返回美国后,倾注了近二十载光阴,致力于将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译成英文。这一译著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成就同样不容忽视,作为访问教授,他与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共同策划了一系列旨在强化人类学与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入理解。中国哲学家汝信教授于198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获美国富布赖特项目资助的访问学者之一,去哈佛大学哲学系从事哲学研究,他听从普特南教授等人的建议,开始系统研究尼采与克尔凯郭尔,这些工作对于当时的中国哲学界来讲基本上都属于填补空白类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中央音乐学院扬琴表演艺术家刘月宁教授2016年入选中国表演艺术界首位富布赖特学者,通过艺术实现两国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如今富布莱特学者称号既是对学术成就的认可,又是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此同时,经济学、法律和政治学等实用学科也构成了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更能够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法律互认和政治对话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目前已有研究揭示出,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在项目开展的前40年间,双方的交流重心在于英语教学与中国的英语师资培训,旨在提升和改善中国的英语教育水平,为两国间中断长达三十年的学术联系搭建起桥梁;随着交流的深入和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项目的重心逐渐转向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特别是对美国文学和历史的探索;随着中国在经济建设、法制建设以及政治改革方面的持续进步,中美双方在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焦点也逐渐向相关学科领域倾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赴美学者和学生更多地以美国为研究和学习对象,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以及美国具有显著优势的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从双边教育交流的趋势来看,中国学者和学生对于美国的研究与学习愈发深入,而美国来华人员则更多地聚焦于学术交流和知识分享,而非仅仅局限于针对中国的特定研究。这个过程对于中国而言,是学习美国先进文化,推动自身学术发展的机会;而对于美国来说,则是试图用美国模式来影响中国(胡礼忠,2000)。
再次,从规模来看,中美关系对富布莱特项目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了政治关系对两国学术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交织的关系。尽管众多学者怀揣着“学术探讨无国界”和“文化交流无国界”的崇高理想,致力于跨越国界的学术探索和文化互鉴,但必须认识到的是,在现实层面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于学术、文化交流发展方向与深度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项目中的学科设置、人数规模以及资金投入等多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两国学者研究心态、研究方向以及合作模式的变革上,当环境极度恶化时,甚至会出现项目中断或取消的局面。
仅就对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历史的简单分析,还可以延伸出三个问题:首先,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文化交流项目,这不仅是获得知识、人才与了解世界的窗口,更是国与国之间开展文化交流与建立互信的微观基础;其次,后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更是拓展广义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式;第三,富布莱特项目的成功运营经验为我们的文化交流项目的设计与运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客观地说,我们过往设立的很多国际性文化交流项目并不是很成功,也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对于国际成功经验的借鉴与学习。在后全球化时代,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我们也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项目,以此培养一批知华、懂华、友华的微观社会环境,这符合小投入大产出的经济学要求,而且影响深远,润物无声。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强化现代化建设科技人才支撑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研究”(编号:23AZD040)资助,特此致谢。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在《科技中国》2024年第11期,与王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2024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以这篇文章为过去的一年做个记号吧!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4-12-24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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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5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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