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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圆桌会议讨论的主题,我的角色应该是“客串”,或者如佛教所说的“随喜”,总之属于边缘人物。因为我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而且主要是思想史和学术史。我并不研究国际关系,也不研究中美关系。按照学者的专业态度,我不应该作出位之思,在这里就中美关系的展望发表什么意见。但我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对人类的命运,包括中美关系,是有深深的关切的。
我觉得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讲,我们对中美关系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这是一个健康的、有趣的、美好的关系。记得有一个数据统计,说近30年来,中国的家庭里面,一共有多少家庭,有多少人,都来过美国。他们来美国,有的读书,有的工作,有的经商,有的观光旅游。总之这个数字,这个频率,是非常之高非常之大的。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假设,说中国居然可以对美国构成威胁,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没有理由的假设。你看今天上午几位学者的发言,一位是杜克大学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教授,她讲到了英若诚。我虽然不研究戏剧,但我喜欢戏剧。你说的英若诚先生,我倒是认识他,他英文非常好,他能表演,也会导演,还懂文化,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美国文化。我几次来美国,我接触的美国学者,他们都非常之好,我们可以很快成为朋友。如果说中美之间出现了分歧,我认为大部分是由于误解,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够了解。如果有更深一点的了解,怎么会得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这样一个违背历史也违背常识的不真实的结论呢?
但在众说纷纭的背后,的确还有我所关注的更为根本的学理问题,这跟我昨天的演讲有关,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哲学认知的问题。具体说,是关于人类文化的“同”和“异”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在中国也是如是,包括许多学业有成的学者,他们在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观察的重点和重心,主要是“异”,而不是“同”。可是他们忘了,学术研究对于“异”即“不同”的解释分疏,最终的结果是为了寻找到“同”。
我个人很尊敬的一位前辈学者,他是很了不起的学问大家,他已经故去了,就是钱钟书先生。他一生写了很多著作,他的太太杨绛先生,也是了不起的作家学者。钱先生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你可以看他晚年的四卷本的著作《管锥篇》,或者早年的《谈艺录》,所有这些著作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叫做“貌异心同”。长相不一样,心理是相同或相通的。他的《谈艺录》的开篇序言里,有一句很有趣也很经典的话,叫做:“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是东方和西方,各个国家民族的不同的人群,大家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指向,常常是相同的。我们都不喜欢灾难,不喜欢挫折,不喜欢疾病,不喜欢丑恶。我们都喜欢美好和美丽,都喜欢大海和草地,都喜欢雨露和阳光,都喜欢健康,都喜欢美的艺术。
刚才讲舞蹈艺术的那位教授,我们大家立刻就学会了他的表演,不约而同地跟他翩翩起舞。对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们的喜欢是相同的。我看不出人类有哪样根本的南辕北辙的天上地下的彼此完全不能相容的不同。当然我说的是文化和族群的整体,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人。我觉得在哲学上要破除对“异”的偏执病。只有承认人类的共同性和共通性,文化的跨文化沟通才有可能。所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男女,即使语言不通,也可以发生爱情。爱情的依据是爱情本身和人类的爱情心理。这是共通的人性问题和哲学的共同性问题。
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分子,都需要面对我们共同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文化态度,我以为是沟通与对话。我有幸结识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我称他为西方的大儒,就是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史华兹教授,BenjaminI.Schwartz.他已经故去了。他是犹太人,精通多种语言,早期研究日本,二战期间有过功劳,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个信号密码就是他破译的,但未引起军方的重视。史华兹教授一生坚持不懈的一个文化理念,就是跨文化沟通。他说,文化是一个松散的整体,里面充满了张力。为了论证跨文化沟通可以成立,他甚至提出,语言对思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具有那么大的作用。他说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也是可以沟通的。而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准则,甚至对话与沟通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再没有其他方式比对话与沟通更有益心智,更有益于人类的健康。
我们做学问的人,经常离不开两个方面的沟通与对话,一是作为现代人,我们需要跟古人对话;二是作为中国的学人,需要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人对话。古代的那些文化典范,是我们建构新的文化灵感的源泉,我们离不开他们。不仅中国古代的典范具有此种作用,西方的古代典范同样有此作用。我们可以不了解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吗?我在给我的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总是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放在很前面,下面还有康德、黑格尔,尤其康德的三大批判著作,那是必读而又必读的书籍。康德的了不起,在于他的著作永远不会过时。他的那句名言,他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这是真正经典的大判断,常读常新,永远不会成为过去。
今天的学人,如果只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而不了解“他者”的文化,不与不同背景的文化交流对话,就不能成为一个通博的学人。国际间的关系,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剂。采取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处理争端,增加了解和理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中美之间,为了两国人们的利益,为了人类的福祉,为了世界的安康幸福,难道还有比对话更好的交往方式吗?
我近来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颇感忧虑,我觉得人类其实是太不聪明了。不是我们大家不聪明,主要是那些跟政治权力的杠杆连接在一起的人,他们太不聪明了。噢,也不是他们天生不聪明,是世俗的利益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是利令智昏!那些丝丝缕缕的私利,那些纠缠不清的利害得失,让他们的头脑变得愚笨。他们竟然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已经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人类现在面临两方面的重大危机:一方面大自然的反弹的危机,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另外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现在一些国家对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拥有程度,大大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拥有者,一个个跃跃欲试,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这个危机非常现实,也非常严重。但人们视而不见,美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发出理智的声音,尽管已往他们都发出了声音,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可是最近几年,很少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声音发出。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人类的理性,就是要避免冲突。粗暴的冲突、残暴的传统,那是不智的,是没有理性的表现,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是动物的低级形态,对谁都没有好处。世界上一些优秀的头脑,他们有大智慧,应该站出来呼吁人类不走向自绝之路。21世纪面临的大自然的危机,我们远远估量不够。人类本身荒唐不智的危机,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在座的各位,哲学家、文学家、学者、教授,要发出声音,让人类的理智占上风,为人类的未来争取美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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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16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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