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心理学老前辈周先庚先生的一点交往
武夷山
有些很微小的事情，你若倾向于相信命运，就会说是“缘”；你若不信命运这一套，那就是“巧”。
不知什么原因，我碰到过一本1957年12月号（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的《中国青年》杂志，我认真读了这期杂志，还从该期登载的周先庚、郑芳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抄录了一句话：“兴趣从需要产生，可以培养”。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周先庚先生是何人。
若干年后的1986年-1987年，我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翻译欧文. 洛克的《知觉之谜》（原书名Perception，书直到1989年才印出来），译完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我说：“你得找个内行给你校一校啊！”我当时刚好认识中科院心理学所的林方先生（他既是学者，也是老革命。现在，林先生已经作古。我总算有机会参加了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请他校。他说：“我实在没空，我给你推荐一个最合适的人――北大心理学系周先庚教授。”林先生说，周先庚是利用庚子赔款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大批留学生中的一个，德高望重，为人谦和，做事一丝不苟。于是，我拿着林先生的手书“介绍信”去找周先庚先生。周先生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但身体不错，头脑清楚，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尽管过去我与他素不相识。后来，我去周先生家数次，商量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每次去，除了翻译，谈其他的事不多，偶尔也聊几句。我头一次拜访时，问他“府上哪里？”他笑嘻嘻地说，“安徽人，与胡适是老乡哩”。
周先庚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点。第一，他在工作时，用一把长尺子放在英文原书上，一行一行地移动。他说，这样在阅读时保证不会串行。我后来在给别人校译的过程中，多次发现这样的情形：由于某个词在一页上出现多次，粗心的译者就会一下子跳过很多行，接着从那个词下一次出现的地方继续翻译。如果他们采用周先生的“笨”办法，就决不会出现这种差错。第二，翻译中的“兼收并蓄”法。我在翻译术语时，有时会想到两种译法，各有优点，不好取舍。当我把这一困惑告诉周先生时，他笑着说：“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的经验是，既然这个词还没有固定译法，既然两种译法都有长处，那就争取造一个词，把两种译法的精髓合起来。”他对我的一些术语译法的修改，就属于这种“兼收并蓄”或“合二为一“法。
周先生校完后，我对照原书，一边欣赏着周先生的清秀字体，一边将他的修改认真琢磨了一遍。周先生的修改，主要是术语的修改，其次是表达方式的修改，他的表达更雅，更明白。牵涉到对原文理解不一致的，只有一处。这个地方，我反复看了很多很多遍，想了又想，最后确信自己的理解是对的，就未找周先生商量，而改回了我原来的译法。在周先生校完这本书后，我对自己的英文理解能力更加自信了。我不是心理学专业的，又没有留过学，但是我翻译的心理学科普著作，在原文理解上，周先生几乎完全认可了。
再后来，我不再经常接触心理学，工作也忙，就没有再去看望过周先生。1996年他去世时，我在美国工作，不知道消息。愿他老人家安息！一个心理学领域之外的人永远怀念他。
下面是周先庚简介（http://www.xn--fiq4mo5s86hjye.com/Celebrity/mrjianjie_245.html）
周先庚（1903～1996），安徽省全椒县人，中国实验心理学家。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理工科，1924年毕业。1925～1930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
周先庚主要的研究工作为汉字心理的实验，成果连续在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他热衷于阅读心理实验仪器的设计与改良，曾发明四门速示机并写出论文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上宣读。他还撰文分析汉字的完形结构，提出汉字分析三要素，即位置、方向及时间连续，为实验工作提供基础。 1935年开始与陈立合作，进行中国最早的工业心理调查实验研究，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工作被迫中断。抗战前夕他曾受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委托，在河北省定县主持年龄与学习能力关系的研究，得出一条7至70岁受试者的识字能力曲线，当时心理学界称它为周先庚曲线。
周先庚在1980～1985年间，先后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心理学纲要》《社会心理学》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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