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征文

书的魅力 人的缘分

武夷山

（发表于《科学时报》2002年5月31日）

在 1982年至1985年读研究生期间以及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后的头两年,我时常去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部借书。当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主要为院内的研究所服务,不向公众开放。我们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当时的名称)虽然属于院外单位,却也拥有一张团体借书证。我不知这份“特权”是怎么获得的,也许是因为,1956年本所刚成立时曾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缘故吧。

不管什么原因,有了这个借书证使我大喜过望,因为我们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是以收藏科技期刊和政府科技报告等特种文献为主,藏书较少。我们单位虽然还同时拥有北京图书馆的团体借书证,但那么多人共用一个借书总量有限的借书证,怎么也满足不了需求。任何人不能一次性为自己借太多的书，否则别人会有意见。有一回,我一个人将北图借书证借满了,一位老同志想借书时没法借了,还对我发了一通脾气。当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部的外文新书较少,所以该证的利用率相对要低一些。在某一段时间内,它实际上成了我的个人专用借书证。

1984年间,我们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办的内部发行刊物《发展论坛》的主编、现《科技日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张孟军先生找我商量说,值得讨论一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我根本没有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研习训练，但是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于是,我以“临时抱佛脚”的姿态(不完全如此,自己以往毕竟凭个人兴趣读过一些古典)开始恶补,在短时间内读了大量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其中包括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部借的一些书,如哲学家贺麟先生解放前写的关于新儒家的著作,还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著,是解放前翻译过来的。我感觉,解放前的这些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比较准确到位,被意识形态扭曲的情形要少一些。这些书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我写了题为《新儒家思想与我国的现代化》的一篇短文,发表于1984年11期的《发展论坛》上。在我做硕士论文期间，也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自然科学部借过一些讨论技术转移问题的书。

我从大学4年级起对科学学和科技政策发生兴趣,这也是我报考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生的重要原因,因为当时的所长林自新先生是中国科技政策研究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到北京读研究生后获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部的杨果、金碧辉等同志已编译了好几年的《科学学文摘》内刊,它是油印本,纸张、外观都非常简陋,但我很欣赏它的内容。我专程去《科学学文摘》编辑部拜访了辛勤工作的几位编辑。尽管当时是穷学生,囊中羞涩,我仍然一咬牙将《科学学文摘》创刊以来的所有期次悉数买下。从那时起,认识了金碧辉同志。直到今天,我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金碧辉研究员仍时有来往,因为她和我都担任着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计量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似乎再也没有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过书,而且本所再也没有那里的团体借书证了。偶尔谁想去一次，就得开介绍信。几天前,金碧辉同志领我们几个朋友参观了建设中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新馆,大家都对其宏大的气势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衷心希望,建成后的新馆在为院内科研院所服务的同时,是否也考虑一下恢复过去那种面向院外友邻单位的文献服务。如果真是这样,我一定要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新馆去重温旧梦!

作者武夷山 1958年生于南京。现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研究员。已发表译著或编著19本，发表文章或译文 300 余篇(其中在国外发表9篇)。参与的“环太平洋地区经济科技合作景观”成果获国家科委1994年度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参与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项目199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情报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