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三次“国际合作沙龙”

（讨论主题：国际科技合作软实力）上的发言

（2010年1月28日）

我谈几点看法。第一，今天讨论的题目是“科技合作软实力”，跟“科技外交软实力”有交叠的地方，也不完全一样，总的来说，谈科技外交可以放得更开一点，包括的范围更宽一点。

第二，我重点想说一下，在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到底什么算国际合作。如果我们只限于认为科技合作就是像过去那样有比较正式的项目，做的事情可能要少很多。比如没有正式合作项目，但科技人员之间合作发表论文也是合作。现在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交流形式就是建立机构知识库，全世界都非常重视，中国在这方面很落后。通过开放获取的机构知识库，我可以看你的资料，你可以看我的资料，人员不用来，思想观念可以交流，这其实也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开放获取的举措能提升一个单位的软实力。像麻省理工学院所有课件都放在机构库上，你上他们的网站可以看到著名教授讲课的视频，完全免费，这种举动大大提升了麻省理工学院软实力。如果美国很多大学这样做了，就会大大提升美国的软实力。西班牙有一个赛博计量学实验室，1月10号刚刚公布了全世界机构知识库全球四百强，排最前面的是美国和法国的机构。整个大中华地区表现最好的是台湾大学，是第53位，台湾清华大学排80位，台湾政治大学、交通大学排100多位，中国大陆唯一进入四百名的是厦门大学，第241位。我们国家的大学对机构知识库根本不重视，因为教育部不评估这一项。总之，国际合作的形式跟过去不一样了，拓宽了。比如，机构知识库是完全能够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值得指出，硬实力和软实力经常交织在一块，你发表了很多论文，这是你的科技硬实力，但是，你不建设自己的机构知识库，人家只能花钱查寻出版商数据库才能看到你的文章，不能免费看到，你的影响力就大大缩减了。

第三，如果要想真正提升国际合作软实力和科技外交软实力，关键靠人去做。就像我们在座的各位，有过科技外交经历的人，认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就可以一点一滴地做。现在往往是靠良心做。对国际合作人员的评估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大问题。外交部是职业搞外交的，他们有他们的评估方式。在文化战线、科技战线、教育战线上搞科技合作的人该怎么评估？在这里，一方面有认识问题。从过去的国际合作转到现在的国际合作，从认识上说，要从拿人家的为主逐渐转变到输出为主。过去我们很穷，要拿人家项目和经费，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国际上能够拥有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自己的话语权。中央领导早就转变了认识，但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领导转变认识的较少，他们仍然希望，搞科技合作，就要能拿项目回来。我代表本所，也是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的很多次会议，我在会议上比较活跃，也提一些建议，比如我曾经提过，要讨论“信息促进发展”的问题，比如中国南方某一个地区水果大丰收，卖不出去了，当地地方政府给所有手机用户群发短信，说某某地方水果大丰收，欢迎采购，第二天很多大卡车就开到果园门口了。像广东搞的“信息直通车”，对促进农村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发言以后，他们说，那就设立一个“信息促进发展工作组”，让我当工作组组长。我没有思想准备。回国之后，我想了想，又把工作组组长推辞了，因为我当组长要投入很多时间，但是谁也不会增加我一分钱的奖金。做这个工作，对国家有好处，对我们单位、对个人没有明显的好处，我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凭我的良心为国家多做点事。我跟其他单位里搞科技外事的人交流过这点，大家有共同体会，完全靠本单位的现行评估方式，是不利于从事国际科技合作的相关人员发挥积极性的。拿科技部来说，国际合作司可制定一套考核方法，对于一个从事科技合作的人员，除了本单位对之评估，还可加上上级单位（如国际合作司）的评估，这样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很多事情，做下去对国家有好处，但是对本单位来讲看不到现实的好处。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会议发言时，观点经常得到很多人响应，但是，会议决议案草稿已经拟好，此时不可能大改。如果在国际会议议事日程制定方面，我们能够参与进去，就会大不一样。问题是，即使国际组织愿意让我参加议事日程的制定，我会有时间吗？我听说有这样的事例：1945年成立联合国，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是起草组成员之一，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了讨论，此人谈到，中国古代先贤如孟子，就有尊重个人的思想。他的发言打动、影响了其他人。最后，在联合国宪章里写进了要尊重个人的思想。你看，有这样的人参加发言，就会产生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认为开国际会议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瞎吵吵，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如何通过你的声音来潜移默化地改变评价准则、改变游戏规则？这都是通过说话、讨论来实现的。总之，如果这方面认识不转变，就不能发挥相关人员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