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地位不应永远这么低

 武夷山

Bernadine Racoma女士在2018年11月7日发表博文，“翻译之历史（过去、现在与未来）”（https://www.daytranslations.com/blog/history-of-translation）。

该文的开头两段说：

    “历史上曾有几位翻译家因其工作而受到赞颂，部分原因是译员之稀缺，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翻译作品对宗教、政治、教育和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圣杰罗姆，他是译员的守护神。是他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翻译为拉丁文，他的译文成为天主教所采用的《圣经》的钦定版本。

   但是直到21世纪，译者仍被淹没于“背景”之中，他们默默地将其翻译工作做到最好——他们翻译的不仅有普通文件，还有文学作品、演讲词、关键文件、突破性发明与发现、合同、报告稿、临床试验、医学诊断、诉讼案件和其他许多内容。事实上，译者对于文化、文学、科学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某些人这就构成了窘境。你是要出名，宁愿给自己增添额外压力，还是愿意继续淹没于背景之中不为人所知呢？”

     本博主认为，在中国的学术界，翻译和译者不受重视、不受尊重的情形尤其严重。

首先，在各类作品的稿酬标准中，译者稿酬一直是“低人一等”的。当年的制定稿酬标准者似乎认为：“你们又不是自己创作，当然要少拿点稿费”。殊不知，某些“作者”其实并非创作其文稿，而是粘贴其文稿，其实际工作量比正经译者的工作量不知要低多少。

再如，某些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是明文规定不资助译著的。

还有，某些论文作者明明参考并引用了某部译著，但为了造成自己读的外文文献很多的唬人假象，他们在参考文献中有意识只列出译著所对应的原文标题，而不列出译著。这样，译者和出版社的贡献都被抹杀了。

另外，即使作者非常认真地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译著及译者，可是，绝大多数用于学术评价的文献数据库都没有设“译者”这个字段，那么，译者的学术贡献必然被大大低估，或是无从估计。比如，我翻译过SCI创始人加菲尔德的一篇文章并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杂志上，杂志也列出加菲尔德是作者，我是译者。但由于数据库没有“译者”这个字段，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把我作为加菲尔德的“共同作者”。这显然是不对的，而且误导了利用数据库对我做合著分析的研究人员。

   有一个网站列出了世界著名的翻译家名单（https://www.ranker.com/list/notable-translator_s)/reference）。可是你仔细一读这个名单，上榜的几乎都是其他行当的名流，他们做过一些翻译，但不是以翻译为主业。例如，该榜列出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法国星相学家、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子》的作者），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作者），日本作者村上春树，中国画家丰子恺，等等。换句话说，如果以翻译为主要职业，他们很难名留青史。

    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翻译家和译者的作用将前所未有地重要。忽视或不尊重译者的传统习惯不应继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