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树德，用中医解读中国崛起的西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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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28日 

张彦 纽约时报记者

1971年的一天，文树德(Paul U. Unschuld)位于慕尼黑的公寓的门铃响了。他打开门，看到了一名年轻男子。对方用简洁的英语说：“嗨，我是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我说说针灸的军事用途吧。” 

就这样，这位相对没什么名气的德国学者，渐渐成为西方研究古老的中医疗法的著名权威。作为最早用系统、严肃的方式对待中医的西方学者之一，文树德认为自己更多地是在研究一种解读中华文明的方式，而不是对现代医学发起一场新世纪运动。

因为在翻译中医文献时的严谨，文树德赢得了尊敬，但有时也有厌恶。他身材高大，仪表威严，让人想起了一个学术研究时代。那时，研究中国的人被称作汉学家。他们广泛研究华语世界的各个方面，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广泛兴趣。 

对文树德来说，这种研究包括收集和医学有关的神像。按照计划，这些雕像将是柏林的新博物馆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的核心展品。正在修建中的该博物馆将展示欧洲以外的文化。

 文树德还收藏了1100份古代手稿，可以为我们了解中医在中国平民中的应用情况提供线索。这些手稿包含了逾四万个药方，目前正在进行筛查，以期找到有前景的内容。一家中德合作创业公司已经在研究一些治疗癫痫的药物。 

文树德还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德国政府代表团前往中国，并撰写了多部著作，介绍中医如何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崛起为全球性大国。 

“如果用两个词形容文树德，那就是严谨和精确，”在太平洋东方医学院圣迭戈分校(Pacific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in San Diego)和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的芬格湖群针灸与东方医学院(Finger Lakes School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任教的菲尔·加里森(Phil Garrison)说。“但这些品质是一把双刃剑。” 

这是因为直截了当、言辞坦率的文树德，正处在西方围绕中医展开的一场漫长且有争议的讨论的中心。对很多人来说，中医是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化、化学品化医学的替代物，但在其他人看来，中医和江湖骗术相差无几，其成功源自心理安慰和民间的偏方。 

文树德对这两种思维方式均发起了挑战。他刚完成了对中医基础著作《黄帝内经》三个主要部分历时28年的英语翻译工作。译作已由加州大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但不同于西方中医学院使用的很多教科书，文树德的著作是严肃翻译艺术的典范。他会避免像“energy”（能量）这种新世纪术语或“pathogen”（病原体）这类熟悉的西医术语，认为这两类词对古代的作者及其世界观不公平。 

但这反映出了对古代作者深深的敬意，这正是诋毁中医的人有时候所缺乏的。文树德对晦涩的说法一查到底，并发明了一些前后统一的术语。它们有时候不容易读懂，但却忠实于原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译文是开创性的。这是首次有人用一门西方语言的形式，让人们能够完整地读到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中医基础著作。 

源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或者盖伦(Galen)的著作有很多评述版，”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和医学典籍的教授唐·哈珀(Don Harper)说。“而保罗在中文典籍领域拿出了可以与之比拟的东西，他是第一个做到这点的人。” 

但对西方的许多中医从业者而言，文树德博士是带领他们认识中国典籍的一位不肯妥协的向导。他的书很畅销，不过很多西方人还是宁愿译本更加通俗易懂，使用更熟悉的术语。 

“他的话吓到了很多人，”既是作家，又是中医师和中医老师的泽夫·罗森贝格(Z’ev Rosenberg)说。“他说你需要接触这些原始资料和术语。” 

再有就是功效问题。文树德博士以一种极冷的冷幽默，把中医药比作由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也就是中世纪那位基督教术士配的草药药方。他说，如果人们想尝试一下，尽可以去尝试，但不能花纳税人的钱。至于他本人，文树德博士说他从未尝试过中医。

 在位于柏林知名医疗机构夏里特医院(Charité)的办公室里——许多现代医学先驱都是从这家医院起步的——文树德博士讲述了自己罹患双侧肺栓塞的故事。他指着医院主楼的窗户说，现代医学救了他的命。

 “不好意思，但针灸和草药治不了那种病，”他笑着说。“不过这些疗法或许对某些健康问题有帮助，因此如果有人求助于中医，我也不反对。” 

有时候，看到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真的成为了替代疗法的一个源头，他似乎有点困惑。他说中医在西方的流行可以追根溯源至冷战时期，确切地说是1971年。那一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他在中国因突发阑尾炎而就医的经历，治疗过程中用到了针灸和艾草。 

那时正值基辛格(Kissinger)和尼克松(Nixon)与中国和解之际，是中国重新敞开大门，在未来数十年里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开端。中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个国家吸引外界的一点。很快，CIA探员奎因就去拜访了文树德博士；一些中医学校也在西方世界办了起来；还涌现出大量关于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疗愈艺术的书籍和译本。 

文树德不是其家族中唯一一个对医学感兴趣的人。他曾祖父给比利时国王等欧洲贵族治过病。他小时候，家里摆满了感恩的病人赠送的花瓶以及其他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件。他父亲是一位药剂师，热衷于收藏医药文物和古老的药典。 

最开始，文树德和妻子乌尔丽克(Ulrike)一起，在慕尼黑拿到了药学学位。但他对外语也很着迷，拿到了汉学研究双学位。1969年，在投身于当时被他视为职业归宿的医药行业之前，为了提高中文技能，夫妇俩去了台湾。 

但文树德博士却把那一年花在采访医师上。于是就有了那篇让他走上成为中医研究专家之路的博士论文。此外，他在慕尼黑大学(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的医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当了20年所长。 

不过，他那种纯学术性的行事方式，让他很难得到中国的热切拥抱。尽管因为其知识和译本而广受尊崇，但他对中国政府把中医当做一种软实力进行推广的计划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推动作用。和批评人士相呼应，他说中国的典籍译本“完全是骗人的东西”，相关人等毫不用心，只想完成政治目标。

 文树德博士认为，把中医当成一部关于中国人心态的寓言来看会有趣得多。他最有名的一本书讲的是中医思想史，书中称，黄帝等历史人物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体现。2000年前，人们总是把妖魔鬼怪斥为病痛之源，中国的这些著作却把病痛归咎于人的行为或疾病，可以被矫正或治愈。 “这是理性的象征，”他说。 

文树德博士说，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的态度是让个人负起责任，“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说法就体现出了这一点。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遭受外界攻击时，这种心态在整个国家层面都有所体现。中国人基本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通过研究外国思想、推动工业化、建设现代经济来寻求具体的答案。

 文树德博士说，在中国，“医学和政治是相似的：不要责怪别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还说，“人们会问：‘我做错了什么？是什么让我如此脆弱？我可以做些什么来抵御它？’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