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讲座（十七）

现存《周易》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在历史上，是先有《经》，后有《传》。《传》是对《经》的注释和发挥。《易经》初名《周易》，简称《易》，后来才叫《易经》。《易经》是上古“三易”之一。“三易”，即《周易》、《连山》、《归藏》。据高亨先生研究，“易”原是筮书的一种称谓。故“三易”就是三种筮书。按照汉代经学家郑玄的说法，这三本书分别属于夏、商、周三代，所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引）也。《周易》的成书大致在殷周之际。

 

关于《周易》的名称，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周”是取歧阳地名；有的说，“周”是夏、商、周之周，是朝代名；等等。我们认为，近人尚秉和在《周易尚氏学》中的说法较为可信，他把“周”解释为“周而复始”，这是切合《周易》“无往不复”的循环论思想之实际的。

 

《周易》是一部筮书。筮，就是用蓍草来占卦。当然，起初不必是用的蓍草。筮字从竹从巫，说明筮最先可能是用竹棍进行的。关于筮用蓍、卜用龟的缘由，王充在《论衡.卜筮篇》说：“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说明卜、筮采用什么工具，这不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实质是在于“问耆旧”。这个“耆旧”在殷人实就是“帝”或“上帝”，在周人则就是“天”。卜筮，就是向上帝、老天请教，这是至上神崇拜的产物和形式。故《周易》所表达的思想，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无疑是属于宗教意识范畴。

 

《周易》的筮蓍方法，是用49根蓍草作筹码，推出“阴阳正变之数”，根据各种“数”所指示的“象”（卦）来判断吉凶。

 

《周易》有64卦（据说系由周文王依据相传为包牺氏所作的原始八卦而将其重叠排列而成），这些不同性质的卦象乃是由不同的数所决定的。在这里，数的不同，归根说来，就是数的或奇或偶，或阴或阳。故卦象的性质及其变化，说到底是取决于数的奇偶或阴阳。《周易》思想的精华就是在于根据数的阴阳来确定卦象，亦即所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这个思想蕴含了用阴阳来解释事象及其变化的观点，因而带有朴素辩证法的性质。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因素或萌芽，是《易经》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重要源头的内在根据。

 

作为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之核心的阴阳学说，在《易经》毕竟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到了《易传》，这种思想萌芽便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形态了。《周易》对后世的巨大深远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是通过《易传》实现的。若没有《易传》，《易经》既难读懂，更难以对后世发生实际影响。

 

《易传》旧传为孔子所作，至今仍有人对此笃信不疑，但多数以为并不可信，认为它是从春秋至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研究《易经》的一部总集。由于它是由十篇文章组成的，故又有“十翼”之称。十翼中，《彖》（上、下）两篇是解释64卦的卦名、卦义及卦辞的；《象》（上、下）两篇是解释64卦的卦名、卦义及爻辞的；《文言》是解释《干》《坤》两卦的卦辞及爻辞的；《系辞》（上、下）两篇是《易经》的通论；《说卦》是记述八卦所象征的事物的；《序卦》是解说64卦的顺序的；《杂卦》是杂论64卦的卦义的。

 

从《易传》的思想内容来看，它是一部地道的哲学书。在这点上，它与《易经》有着质的区别，如前所述，后者则是一部宗教意识范畴的筮书，虽然其中也含有某些哲学思想因素。

 

《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在吸取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易经》原始阴阳说的继承和发展，其主体内容是以“阴阳”之“道”为核心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一、“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传》对《易经》原始阴阳说的继承和发展，首先表现在它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光辉命题。在《易经》中，“阴阳”概念是以“- -”“—”两个符号来表示的，这两个符号是构成64卦象的基本要素，然其思想内涵却并不十分清楚。《易传》则把它们明确地表述为“阴阳”，并把“阴阳”概念和“道”概念联系起来，这样，就不仅使原始阴阳说发展为一种“道”论，同时更使诸子百家所常用的特别是作为道家哲学之核心范畴的“道”概念改造和发展为以“阴阳”为其独特内涵的辩证的矛盾概念。所谓“一阴一阳”犹言“一矛一盾”，表示相反相成之意，相当于今天哲学中的“矛盾”概念。

 

《易传》承认矛盾，不仅表现在它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更具体表现在它把矛盾看作是引起事物变化的原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易传》的矛盾观点和变化观点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易传》中不仅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同时又有“变化之道”的提法。实际上，在《易传》，阴阳（矛盾）之道和变化之道可以说是一回事，因为它把事物的变化本质地理解为一阴一阳的相互作用。

 

因此，《易传》对矛盾的承认，最终是落实在对变化的承认上的。“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指《易》卦六爻之位），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谓“唯变所适”，即道出了《易传》对于变化的态度：它承认事物的变化具有客观性，并主张人们的思想应随时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故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二、“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正因为《易传》承认矛盾，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所以，在宇宙起源论上，和道家老、庄将宇宙本原归结为无矛盾的混沌之“道”全然不同，它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天地”这对矛盾，并认为正是由于这对矛盾的运动，才生化出万物来：“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里“絪缊”是指天与地的相互作用。天地相互作用而生化万物的过程，正像男女构精而繁殖后代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此问题上，《易传》的观点和荀子基本相同。荀子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这跟《易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说法十分接近。可见，《易传》所谓“天地”，其实是指“阴阳”；所谓“天地絪缊”或“天地感”，其实是指阴阳交感，亦即“刚柔相推”之意。在此意义上，“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也可以说“道生万物”，因“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这里应该指出，有人根据《系辞》上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说法，认为《易辞》是以“太极”为最高范畴，将“太极”视为宇宙本原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段话并不是讲的宇宙起源问题，而是讲的《周易》筮法。“太极”是指“天地之数”而言。根据《周易》筮法，占筮时取蓍草“天地之数”（或曰“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而实际使用者四十有九。《易》卦的形成，就是用这49根蓍草，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一系列演化过程而完成的。（按：每一具体卦象，则经十有八变而成。）

 

《易传》认为，宇宙的生化过程是这样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按：这个‘男女’可能包括雌雄牝牡，不一定就是指人类的男女。）；有男女（按：这个‘男女’是指人类。），然后有夫妇；（按：这说明男女不等于夫妇。人类在群婚时代就没有夫妇。在那时候只能说有男女，不能说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按：没有夫妇，生了子女，知母不知父，哪儿来的父子呢？）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按：这说明有君臣是始于父权制。）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按：这里说的很明白，礼义的产生是在有君臣、有上下之后。很明显，礼义所表现的是阶级关系。）”

 

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系辞上》一开头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作者赋予自然秩序以社会伦理和政治意义，把天在上、地在下说成是自然界的尊卑贵贱关系，并宣称这种自然秩序是定位不移的。这是论证社会上夫妇、父子、君臣的尊卑贵贱的伦理和政治秩序是合乎“天地之道”的，是不可改变的。《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易传》矛盾观的具体表现。《易传》的矛盾观，也就是儒家的矛盾观，其根本特征在于：在一定意义上是两点论（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又是重点论（承认矛盾双方有主次之分），但就是不讲矛盾的转化，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正是否认矛盾主次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其位。后来董仲舒所宣扬的“阳尊阴卑”的理论，就是继承了先秦儒家（包括《易传》）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道家的矛盾观与上述儒家的矛盾观是有明显区别的。道家也不是没有看到现实中的矛盾，但是，如果说儒家的矛盾观的根本特点在于否认矛盾主次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化的话，那末，道家的矛盾观的根本特点则在于过分强调了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和转化性，以至于抹煞了矛盾转化的条件性，从而最终导致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在老子那里虽不是十分明显，但按照他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其相对主义的归宿是必然的。庄子的相对主义正是老子的矛盾观合乎逻辑地发展的结果。

 

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道家老子提倡“柔弱”、“无为”，《易传》则提倡“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取法乎天，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坤”犹言地势顺。地顺承天道，其势顺于天，其体厚，能载万物。君子取法于地，以厚德载物，即厚德育人。

 

《易传》把天之“不息”、地之“载物”的本性概括为“生”，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生育万物之意。又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指天地生育万物，使万物从无到有，日新月异，变化无穷。“盛德”犹言“大德”。万物之日新月异的变化，是天地之盛德的体现。“生生”是指天地不断生育万物，使万物生生不息。《周易》所谓“易”，就是指的万物生生不息这种无穷变化的过程。在《易传》看来，君子取法乎天地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义就是在于化育百姓，使人民生生不息。这也就是《彖辞》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这实是儒家“仁”的精神的体现。

 

评论：

 

这些年来的“国学热”，以《周易》为最“热”。其原因之一在于，《易经》是儒家“六经”之首，并且它作为兴起于殷周之际的一部国学元典，事实上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重要的源头。故要研究国学，自然要回溯其思想源头，《易经》之受重视是必然的。

 

但是，热衷于《周易》者，却并不都是出于严肃的学术态度以探国学之究竟源头，也有的是借《周易》之“神秘兮兮”来忽悠一些不明真相而又好奇于“神秘兮兮”者以博取其个人名利的，当然也有的是出于一种类似“国粹主义”的态度，以极端保守的心态和抱着凡外国有的我中华皆“古已有之”的“民族自豪感”来看待《周易》从而把它“捧上天”的，我以为后两种态度都是缺乏科学精神和历史眼光，以一种非科学、非历史的态度来研究《周易》的。

 

《周易》毕竟是产生于我国先民童蒙初启之时，其知识和智慧的含量是不应高估的，今人千万不可再抱着曾力主“法先王”之原儒的那种“厚古薄今”甚至“崇古非今”的复古心理来看待历史文化。在学习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从古人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并因而有所创获，这是可能的，这叫“温故知新”，这也是我们所以要学习历史文化的理由。但是“温故知新”，这决不意味着这“新”原本就蕴含在那“故”中了，如果是这样，其“新”就还是“故”，不叫“新”了，如果“故”与“新”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就既无“故”也无“新”，按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文化，则生活在历史文化中的人类的世界就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死寂世界，如此非但“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而且压根儿就不可能出现“太阳”，因为“太阳”也是一种生成的东西，一种曾经是“新”的东西。非历史地无限夸大《周易》的价值，是对我国先民创造力的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所表明的，不是对我国先民的尊重与夸赞，而是对其子孙后代的鄙薄与贬损，显然，如此“崇古”者的心态不过是对其自身创造力极感自卑的心态，以如此自卑之心，又安能治《周易》哉！

 

“厚古薄今”抑或“崇古非今”，皆是由于极度缺乏创造力而导致其极度自卑的表现。君子之学，当抱有既不“自小”亦不“自大”的“自信”态度，如此方能学有所成。《易传》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表达的，正是君子的“自信心”。夫唯“自信”，始足以“自强”而“载物”也。

 

《易传》哲学是古之自信者的哲学，盖非今之自小者与自大者所能望其项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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