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回到锦屏街，这里已有了商业气息。街道的格局没变，路上的乡音不改，只是进进出出这些身影，让人觉得物是人非。

       街上留下的院子，大多是解放初期，政府从富人手上没收来的，修缮后称“国家经管房”，顺势分给附近丝厂、电厂的工人家庭，按院子大小，住三五户、十多户不等。当时最大一个院子，住二十多家，粗算我们年级的同学，就有十来个。

       当然那一年，是1969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都成立了革委会。响应中央“停课闹革命”的中小学校，又遵照“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在这年秋季重新招生，滞留好几届的孩子，被集中到同一年级上课。人数太多，年龄要相差好几岁，只好像部队一样，编成连、排、班。每当上街游行，或宣传演出，举着某团、某营、某连大旗，顿觉得威风八面。

       这条街上，就我家独门独院，一来院子不大，二来我家成份低，私房让一直保留着。

       锦屏街不长，只用两、三分钟，就能从头走到尾。也不宽，横架一根竹竿，可以当街晾衣服。位置却很好。北出口，是阆中古城的中轴线，分西街、武庙街、内东街、太平寺街等好几段。南出口，是丝厂后门，电厂前门，绕过一片厂区，能走到嘉陵江边。

       寂寞时凑热闹，可以朝北走，到街上购物消费，现在这条步行街，到处挤满了游客。烦躁时图清闲，可以往南行，找渡船过河，驶向锦屏山里，去感受山水寂静。

       然而那些年，必须抵制这些诗情画意。锦屏山的亭台楼阁，早就被红卫兵们，砸成断垣残壁。连铁塔寺的国宝文物，都由农机厂的民兵搬走，化成铁水铸了农具。要知道此件文物，在唐天实四年（745年）铸成，是国内所存最早的铁制经幢，内刻梵文金刚经全文。据见过的人说，铁塔有四米半高，共分七层，底层铸有四大金刚护法像，以上各层雕有菩萨，姿态各异，甚是逼真。

       锦屏街的石板路，不知走过多少朝代？也在那几年里，被撬走修了水库。道路本来有三列石板，只留中间一列走路，另外两列搬走后，露出不知多少世纪前的黑土，垫上河沙种植红薯。有的地块栽玉米，有的区段点黄豆，让2300年的古城，又回到春播秋种时代。

       冬天浇水时泥泞，夏天施肥时熏臭，但蜻蜓多了，蝴蝶变漂亮了，孩子们忘情地追逐，心里却在盘算秋后的收成，能填饱他们的饥饿。

       单调的生活里，只有每年三月，桃花盛开那几天，锦屏山麓，从南津关到八仙洞，一条弯曲连绵的石梯路，开出一公里长廊的粉色桃花，在写意这残山剩水。那时候的桃花，都是要结桃子的那种，朴实，清亮，不做作，不娇惯，花型饱满，生机盎然，成为那个时代，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唯一色彩。

       老师也带我们郊游，但不是到大佛寺烧高香，祈求来年考试顺利，也不是去状元洞拜先贤，听陈氏三兄弟连中状元的故事。而是一个班一个班，开往附近农村、生产队里。集中住进公社粮仓，或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春天捡麦穗，秋天挖红薯，冬天积肥送肥，夏天抗旱保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据“农基课”的老师说，把瓦块磨成细粉就是水泥，打破碗花花泡在水里就是农药，我们在学校里试制，然后再敲锣打鼓，送到农村去。

       那个时候，大家都发誓做一个，听毛主席话的好孩子。我们敬爱的领袖，在著名的“五七指示”里不是说了：“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学校不提倡读书，街道可学得轰轰烈烈，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向阳院”，如雨后春笋，在阆中古城里兴起。放了暑假的孩子，和退休老人们一道，结成帮扶对子。每周二和周五，雷打不动，在谢家大院子集中，宣读中共中央文件，传达最新最高指示，或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探讨深奥的哲学问题。

       往往都是，街道委员读报纸，婆婆妈妈开小会，偶然听见一句，也会引起愤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在美洲“拉丁”，一个到南斯“拉夫”，把世界搅得乌烟瘴气。

       而孩子们喜欢的，却是《向阳院的故事》，希望这个暑期，就有一个石爷爷，带领我们“挖砂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还有故事里提及的，亳州古城，夏侯巷里，一条四公里长的“曹操地下运兵道”，让孩子们钻进钻出，最为我们憧憬。

       听街道的领导说，锦屏街，从来就是阶级斗争最前哨，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躲藏在阴暗角落，正想方设法，颠覆无产阶级政权。

       这一席话，让我若有所思。就说前几年闹派性吧？占尽优势的丝厂“红联总”，为了围剿电厂的“12·9”，就在院子门前，端起一挺机关枪，穿过我家屋顶，对准水塔顶上的高音喇叭，扫射了整整一天。我当时刚满5岁，被祖母藏在了，一个由多条棉被紧捂的大床底下，不敢声张，更不能露头。

       密集的子弹声，挟带冬日寒风，撕心裂肺，震耳欲聋。喇叭被枪弹击中，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南，忽而北。军歌，口号，谴责，声明，断断续续，如泣如诉，直到偃旗息鼓，咣当一声，掉在水泥地上。

       “12·9”属当地的少数派，龟缩在电网密布的厂区，只用一个高音喇叭，在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说起文革时的锦屏街，有一个人，就不能不提。徐锦炳，阆中中学66级的高中生，家住锦屏街口，靠近西街的院子里。据说他从小理想远大，笃定要考清华北大，却在最接近理想的那年，幻灭了他的一切。

       文革开始了，跳“忠字舞”，批“臭老九”，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他想不通。给中央写信，石沉大海。愤然上访，又屡遭白眼。直到有一天，“停课闹革命”，取消高考，击碎他的梦想，终于让他忍无可忍。

       他开始在校园里散发传单，在街道上张贴“反动”标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下一桩一桩惊天大案，终于锒铛入狱，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

       但他拒不认罪，继续在狱中抗争，终于在三年后，改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我可是见到过，在押赴刑场那天，他被绑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一路高呼口号。刑警用刺刀戳开他的门牙，硬塞入一条毛巾。

       一个勤于思考，不人云亦云的大脑，终于流了满地的血，在一片缫丝养蚕，绿了上千年的桑树地里。一个敢于抗争，不卑颜屈膝的青年，短暂走完悲剧人生，用他生命的代价，续写古老巷陌新的传奇。而当时的街坊邻居，却投来漠然目光，认为他“叛逆”，是“罪有应得”。

       直到有一天，中央完全否定文革，大家聚在一起，歌颂张志新，怀念遇罗克。才发现就在我们身边，也出过这样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

       记取历史，只是为了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