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母亲住院动手术，我才发现她变得这样固执。

       首先是极度不配合医生，总想自行其是。要知道这著名的省城医院，教授们虽说年纪不大，但都是一副自命不凡、说一不二的样子。但老太太就是不买帐，执意我行我素，这让他们愕然，直呼无法沟通。

       而过去母亲，断不是这样。她15岁做工，18岁入党，是新中国最早一批产业工人，对社会主义投入了满腔热情。工作努力，积极认真，在单位上小有名气。性格平和，豁达开朗，总在为别人考虑事情。

       记得小时候，我们最向往的，就是她能停下脚步，留在家里不去忙公务，因为只要有她在，家里就充满笑声。母亲对钱无所谓，做菜也算一流，在那些吃不饱的日子里，就像孩子心头的一盏灯，一见到她，就有了生活的希望。

       然而她来去匆匆，总有忙不完的事情。起初是车间管理员，三班倒的国营丝厂啊，或者深夜回来，或者天亮回来，我们醒了，她才睡下，为全省的丝厂，培训技术骨干。仅我认识的，就有来自重庆、南充、遂宁和绵阳的女徒弟，虽然后来都成了竞争对手，但她很欣然。

       后来当职工医院书记，一干就是8年。那时候的共产党的干部，都像样板戏里唱到的，“为了大家，舍弃小家”。拿不准的处方，她会亲口品尝，新来的针药，试用在自己身上。文革期间药品紧张，她组织医务人员下乡，采中草药应急，还把无钱看病的农民，带回城里医治。作为专职的书记，她开始学习医术，《黄帝内经》，《汤头歌诀》，几十年过去了，还能背诵不少。

       再后来，她调到区里管知青，一去就是两年。其它工人的孩子，都一个个由她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而她的孩子，我的大哥，一直在她管辖的乡里劳动，直到回城做了一名工人。现在谁要说她傻，她还举出无数个理由，说共产党的干部，就该学焦裕禄的样子。

       在她退休那年，我离家去上大学，后来娶了媳妇，养了孩子，因为不在同一个省里，交流逐渐变少。而她健康的时候，也从不麻烦我们，直到这一次生病，才真正感到了无助。

       住在病房里，就听她嘀咕：现在的医院，哪里是为了治病？完全是在做生意，哪像我们当初？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说完把头扭向靠墙，嗤之以鼻的神情。

       我贴在耳边劝，这可是大医院，每天人山人海，别人也不容易。却见她艰难翻过身，睁开微闭的眼睛，挤出喉咙一个“屁”字，让人啼笑皆非。

       已读不懂的母亲，曾宽容地让人感动，善良地给人传颂，不论她的徒弟，还是街坊邻居，没有哪一个人，说过她的不好。而这一次啊，却被深深地伤害。

       也许她怨的，是我们这些儿女，每天忙忙忙的，对她漠不关心。

       也许她怨的，是地方医院，本是走着进去的，却被治成了偏瘫。

       也许她怨的，是省城医生，下级医院查过的，又三番五次重查。

       要知道她，疼得连翻身都难，却被抬来抬去，排队好几个小时。

       还有钉子、夹板，国产的就可以用上10多年，而医生非用进口。

       所有这一切，按她的话说，都是因为一个钱字？

       钱、钱、钱，一听医生提这个词，她都要反问一句：钱算个什么东西？

       她说和当初的医院比，你们相差的何止遥远。

       这让大家愕然，又怎能说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