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大校长林建华的致歉说起

冯兆东（2018-05-06）

一、摘自林建华的道歉语：

亲爱的同学们，

很抱歉，在校庆大会的致辞中读错了“鸿鹄”的发音。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熟悉这个词的发音，这次应当是学会了，但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

我想，我的这个错误会使很多同学和朋友失望，觉得作为一个北大校长，不应该文字功底这样差。说实话，我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这次出错是把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

上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开始的几年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非常简单。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既不完整、也不系统。我生活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农场，只有几十户人家。现在人们很难想像当时的闭塞状态，农场离县城几十公里，距离虽不能算远，但乘马车要一整天时间。当时不但没有现在发达的互联网，连像样的书都很难找到。最近，我刚出了一本书《校长观念－大学的改革与未来》，其中还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小学五年级，几年都没有课本，老师只是让我们背语录和老三篇。十几岁时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书，反复读毛选和当时一本干部培训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教程。我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最初都是通过读毛选和后面的注释得到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当时都读过，中学政治课又学了一遍。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等，这些概念都滚瓜烂熟，也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

二、先说我自己吧：

我的小学算是没有太受到“文革”的影响。高中正赶上邓小平“复辟”，小地方的高中还真是很尽力地给我们教了一些当时的最佳功课。初中被“文革”害得不浅（虽然小地方的初中比大地方的初中认真一些）。大学三年(Worker-Farmer-Soldier student)：瞎整。虽然老师也尝试着教了，但班上的学生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充其量是个小学毕业生。总之，氛围不好，无法学到认真的东西（我当时问我的老师：是不是中国有秘密的正规的大学，在那里有一群秘密的人在认真的学习着？）。虽然我考上了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甚至后来在美国留学长达6.5年（硕士两年，博士四年半），但我仍然感觉到“文革”对我的伤害。例如：本学期（2018年春季）我采用了毕思文的《地球系统科学导论》教材，我发现我根本拿不下来，虽然其中的数学和物理并不是很难（好在，我的年轻同事帮我在解围）。还有，连个“忐忑”的发音都是我的学生教给我的。今天就说到这儿吧（等我退休后，我准备把我所有的“难堪”都写出来）。

三、再“损人”两句吧：

我见过不少那个时代的所谓读书人（包括大官儿或大学问家），错别字满嘴和满篇，根本不知道历史（不仅不知道世界的历史，而且连中国的历史也仅仅停留在连环画水准上）。我还见过与我同年代（年龄）的省级领导在大会上错字满嘴的。“文革”真的害中国不浅，“文革”真的害我们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