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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的尝试—学界小说丛谈之《东藏记》

已有 6625 次阅读 2018-1-20 10:45 |个人分类:休闲阅读|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札记, 读后, 《东藏记》

长篇小说《东藏记》是宗璞系列小说《野葫芦引》继《南渡记》后的第二部。最初发表于《收获》2000年第6期。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我手里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重印本。该系列还有《西征记》已经出版，还有不知道是否已经完成的《北归记》，我还都还没有看。比较而言，《东藏记》在该系列中应该最像学界小说，虽然也不完全是。

该书写北京的教授们及其家属学生在昆明的生活，捎带也说说学校里面的事情。这段生活作者有亲身经历，不应该写得太差。不过，那样丰富的生活阅历，写回忆录真实回顾，可能比小说更好看。

过去读《东藏记》时就觉得很乏味。日常生活太琐碎，学生之间的交往太幼稚，而写大学老师太肤浅。毕竟作者也没有在大学教过书。有些片段，让人联想可能是那位真实人物，还是挺有意思。该书最有意思的也就是在“索隐”方面。我对西南联大校史没有研究。因此只有特别明显的才能看出来。

最意思的是，博闻强记但尖酸刻薄的海归教授尤甲仁和他性格相投彼此恩爱的太太姚秋尔，两位的原型似乎是钱锺书和杨绛夫妻。小说中的尤甲仁夫妻在西南联大教书一学年，虽然实际上钱锺书是自己在昆明教书，杨绛在上海。他们住的房子，都被称为刻薄巷一号。尤甲仁的课，很受欢迎。“他虽是中文系的教授，却开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选读和翻译，再加上本系的古典文学课，真显得学贯中西。他上起课来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名著或非名著，只要有人提起，无不倒背如流，众人俱都佩服。(p. 250)”但教授未必如此看。钱明经要与尤甲人探讨古典含义，尤先背原文，再说各家看法，但没有自己的观点。钱想到叔本华的话，“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p. 170)”中文系江昉教授评价，“只知抠字眼背书，没有自己的见解思想。(p. 252)”当然，读书少的人通常容易这么想。他们自以为是独到的见解，其实前人早说过。

小说中写他们夫妻这样互相捧场：“姚秋尔笑笑，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p. 169)”

这对夫妻，以编造故事刻薄他人为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p. 252)”“以尤、桃之才，完全可以另起炉灶来创作，但他们是要伤害活人，才感到快乐。制造谣言还有传递谣言，这才完整。(p. 253)”引得众人背地里议论，“‘自视太高，全不把人放在眼里。’‘文人相轻也是常情，但过于伤人，未免叫人寒心。’……‘岂不知骂倒一切方才子，越是轻薄越时兴呢。’(p. 316)”

后来，尤甲仁认为，“我讨厌系里这些人。他们对我有看法，也许下学期会解聘我。(p. 315)”姚秋尔觉得，“这边逃难的日子还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p. 315)”“日本人也是要秩序的，我们可以闭户读书。(p. 316)”他们最终离开昆明去了日占区。

总之，作者借其中人物之口断言，“学识丰富的人不一定心地高贵。(p. 255)”这自然也不错。更是学识不足的人很容易有的看法，因为他们假设自己“心地高贵”，与他们不同当然就是不高贵。在我看来，学识丰富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坏人，但他们坏得有趣。

患过小儿麻痹又是自学成才的数学教授梁明时无疑是华罗庚。梁明时的高论，“别的什么家多多益善，数学家和哲学家则是越少越好。(p. 223)”别人解释，“这两样东西能让人越学越糊涂，若能学明白就是万幸。(p. 223)”讨论学校继续搬迁避敌，梁明时发言，“我们最好找一个地图上都没有的地方，让敌人找不着。(p. 333)”真是吐得一口好槽。

还有些不太明显的。如在轰炸中还坚守实验室抢救仪器的物理学教授庄卣臣可能是吴有训。写诗又研究甲骨文的中文系钱明经教授应该是闻一多了。至于男主人公历史系的孟樾教授，从自称不愿意做行政但颇有行政才能而且常担任行政工作看，有些像作者的父亲冯友兰。如果对西南联大历史和人物熟悉，估计能看出更多。

该书似乎要兼容学界小说和校园小说，但作为学界小说，远不如《围城》深刻隽永；作为校园小说，远不如《未央歌》清新唯美。只是作者有生活经历，属于难得的宝藏。小说虽然平平，由此追忆当年往事也不失有趣。从小说到历史，就是“索隐”。“索隐”从来不是阅读小说的主流目的。但对于本实在找不到特别可读之处的小说，“索隐”也是仅有的突出乐趣了，因此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作者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于北京。抗战期间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分配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同年末调入中国文联研究部。1956年至1958年在《文艺报》任外国文学的编辑。在“反右”中下放河北农村。1960年调入《世界文学》编辑部。1978年后调入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