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期刊出版体制改革一直是期刊界这几年来的话题，在数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多重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最近的《关于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公布以后，更是涉及到50%以上不具备法人出版单位的学术类期刊，必将引发期刊出版格局的重大变化。

根据《办法》的规规定，除了“在国家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中具有领先水平、能代表国家学术水准，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条件不成熟的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可暂时保留，但要建立由科研部门分别编辑、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依托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搭建学术出版经营平台。”以外，均需要“联合转企”、“并入出版企业”或者是“注销刊号或转内部资料”。

为此，业界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任何改革都是对过去的否定，随着改革进度的推进，只是表现出的力度会有所不同。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在一部分人和集团失去利益的同时，必然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获得利益。下面，来看看这场期刊出版体制变革中的几个机遇。

（1）刊号资源的再分配。长期以来，在“主管主办”体制下，大量的刊号资源被控制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作为学术科研的组成部分，学术期刊出版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出版中的市场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掘。特别是在国际学术出版商，逆市大幅度盈利的情况下，众多资本对于庞大的中国学术出版市场“垂涎已久”。出版单位的市场化，无意是对出版刊号资源的一次重新分配。能否在这次资源重新分配中获得优势，关系到出版单位的出版格局的调整，甚至是借机进入一个新的出版领域。这种学术出版的变局，使传统的分别以图书、报纸或者是文化生活期刊出版为主的出版单位，有了一次调整出版结构的机会。特别是一些政府扶持起来的大的出版集团，无论是从长远的学术出版投资，还是完善上市公司的形象角度来看，都是一次机遇。

（2）人才资源的再分配。不得不承认，传统出版单位在出版人才方面并不丰富，特别是一些高层次的出版编辑人员，多数囤积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依附于科学研究之中。在我国社会保障双轨制的环境下，企业化的出版单位在人才竞争上并不具备优势，除了一些市场经营型人才以外。一些编辑出版专业技术人才，也就是取得编辑出版资格和责任编辑注册的编辑人员，多数是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特别是近些年新进入的高学历编辑人员。这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端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出版学术期刊而设立的编辑部。因此，大批出版编辑人员面临着一次重新选择。一部分人选择逃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其他专业技术系列转过来的；一部分人会被动等待，跟随编辑部转并，在老人老办法的庇护下，继续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而另外一部分在失去事业单位身份的不安分分子，就会对出版单位进行选择——选择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出版平台。而这一部分人，往往也就是出版队伍中，无论是年龄、资历还是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的人员。也正是这种变局，为他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同样也给计划改变出版结构的出版单位提供了一次选聘编辑出版人才的机会。

（3）学术资源的再分配。在出版权和编辑人员的变化中，孕育着新的机遇。而对于不准备涉足传统出版的数字出版企业来讲，除了出版人才的变局，为其提供了补充和完善队伍的机会，同时也会到来“学术资源”的再分配。在原来的编辑部体制下，版权尽管是并不十分明确，但分散的编辑部在强大的数字出版商面前，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当出版单位体制确立以后，学术期刊的版权制度也必将发生变化，资源的控制权必然被“嗜利如命”的出版商所看重。同时，在出版资源相对集中，出版体制集约化的推动下，学术内容的控制主体将会减少。这一方面可以降低数字出版商获得数字产品版权所需要面对的主体，但同时也必须面对议价权提升的出版单位的挑战。因此，传统出版商与数字出版商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成本将发生变化。数字出版商之间的竞争，将展现出出新的机遇，也会出现一些以传统出版单位或者是联合为主体的数字化出版商。

总之，改革是以破坏已有格局的成本为代价，来换取新的机遇，而这种机遇的设计，是基于人们对文化产业的美好远景的描述。不管是否能够如愿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追求一个“变局”，变化中寻找机会，基于的是“变革利润永远大于成本的理念”。尽管是历史的经验并不一定能够证明这样的逻辑，但这是人类的本能。也许是人们对自身潜能的自信，也许是自身欲望的冲动，但这都无法阻挡人们求变的期望。也只有历史才能评价今天，但变化的太快，历史所发出的声音也会变得微弱。这就是现代社会、这就是现代文明，不管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也不管你理性或者是感性，我们都参与在了其中。关键的是，我们如何更好地把握这其中闪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