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重庆为何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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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为何难成都？
引言
1996年， 我在国内读硕士时，有一次陈教授景尧来实验室串门，提到他的著名对联“南京重庆成都，昆明长春宜宾”时，老先生又兴致勃勃地回顾了当年的抗战历史和对联产生经过，令晚辈们对大师的国学修养不胜仰慕。陈教授对多项流领域的小液滴运动问题作出杰出的理论解，却是文革期间消磨时光的产物（没有基金，没有鲜花）。然而，他的数理基础和国学修养一样深厚，如果在外国发展，也许就是科研领域的明星，一呼百应的大师，但生不逢时，最后以东南大学的名（教）师称号退休，令人叹息不已。有时候，环境比能力更重要。所谓机会，大概就是指造就英雄的大环境吧。时势造英雄，能不信哉？
最近看到中国火灾史中记录的大规模城市火灾中，近代的重庆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反复多次出现大规模城市火灾。笔者好奇，顺手研究一番，研究了多种灾难突发的可能性，总结城市大火的规律，以便认识城市大火的蔓延特征和发生趋势。
历史
重庆的大规模火灾始于19世纪末，是充满火与泪的发展历史。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七月二十五日傍晚,重庆道门口发生火灾，蔓延烧了陕西街、打铜街、长安寺、干厮门正街等处。第二天早晨火才熄灭，受灾的近10000家。
民国8年(公元1919年) 1月,重庆较场坎荒货街失火,从夜间11时开始燃烧,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熄灭。延烧了较场口、百子巷、黄土坡、十八梯、木货街、演武街、瓷日街等处,受灾户达几千家。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4月19日,重庆市发生特大火灾,火从下午烧到深夜,火起自干厮门,延烧到临江门等处,受灾的达78000家。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8月25日上午,重庆储奇门外发生火灾,延烧到城内的双巷子、金柴门、瓷器街等处,到半夜火才熄灭,受灾地区范围达3.4里,受灾居民超过1万家。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5月8日,重庆市临江门外发生大火。受灾居民达15184人。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9月11日午后7时30分,重庆市磁器口白子巷居民刘某不慎失火。由白子巷起至蔡家巷小米市,观音阁一心茶楼止,约计延烧300余家。经驻军两营官兵、江防救火队及沙坪坝防护团施救,因风势狂猛,火焰滔天,及至零晨6时35分始扑灭。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4月15日晚,重庆市国府路发生大火。此地多系木板房,燃烧迅速,受灾110余户,300人左右。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元月21日晚10时,重庆市南纪门宝山寺一带失火,被灾270户,受灾1058人,死2人。
民国32年(公元1943年)8月24日晨6时许,重庆市石板坡镇,空袭紧急时,居民不慎失火,以致成灾,殃及217户。
民国33年(公元1944年)8月19日傍晚,重庆市菜园坝镇兜子背与黄沙溪镇木帮街，因贫民段泽民造膳不慎,致延烧成灾。烧毁147户，587人受灾。
1949年9月2日下午3时50分，重庆市赣江街17号油蜡铺李清发家三楼起火，延烧朝天门至小什字街这个长江与嘉陵江汇合的三角地带。沿江囤船上的一些汽油桶爆炸起火。大火持续18个小时，余火3天3夜才熄灭。被烧毁的房屋万幢左右,被烧死陈尸于地面的有615人,埋在瓦砾中及被江水淹死的不计其数，受灾9601户，灾民42295人，死亡者有户籍可查的2109人，重伤152人，轻伤3935人。
认识
纵观中国火灾历史，有三个城市有特别突出的火灾，那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建康（南京），南北宋时期的临安（杭州）和清末民初的重庆。建康是每30年遭遇一次大火，焚毁半个城市或皇宫，临安两次遭遇焚毁58000户的超大型城市火灾，也是相隔30年左右。重庆开发很晚，至少要等到湖广填四川发生之后，然城市规划有问题，导致连绵的火灾，这是有深刻的火灾动力学原理的。
通常发生城市大火需要有三大要素：气候、燃料和人口，其中最关键的是气候。为什么城市大火都发生在气候变冷的时段呢？因为气候变冷，则人群的取暖需求增加，导致失火的概率增加，但这不是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气候变冷则空气湿度降低，木材的湿度也降低（由于干空气的干燥作用），干燥的木材容易点燃，因为能量蓄积在表面，不易深入，所以点火快，蔓延速。也就是说，由于燃料得到了干燥，火势迅猛，救火不及，所以容易失控。大规模的城市火灾（相对于森林火灾），大多发生在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段，这是有无数例证可以证明的规律。随便举一个例子，1666年英国发生烧毁13000栋建筑的伦敦大火的前后，江户（东京）大火烧死10万人（1657年），当时小小的波士顿（数万人口）也发生大火（分别在1653和1676），中国则因为满清入关，大城市人口稀疏，小城市人口膨胀，在1661年到1668年的8年间，发生9次毁灭性的城市大火，每一次至少1000户以上流离失所。这样世界范围内的巧合，说明一件事，就是全球共此凉热，当时全球都在全球变冷的周期中煎熬。
对应于初次重庆大火的1894年，广州和香港发生鼠疫（类似于SARS），也是气候寒冷导致细菌猖獗的结果。西方消防历史中记录的中国第一次城市大火，发生在1894年的上海（有可能是1893年末）。1919年，重庆再次发生城市大火的时候，欧洲正受到超级感冒细菌的困扰，刚刚回家不久的青壮年，没有死在枪下，而是死在看不见的细菌战中，这是气候的贡献。1934年，在重庆再次发生城市大火之前的5月,安徽省立煌县麻埠镇连续遭受3次火灾，烧毁房屋约4000间，灾民达5000人，财产货物损失约在5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日本在该年度发生3次城市大火，分别是焚毁1000家的东京大火，焚毁1700家的东京Asakusa区的大火，和焚毁4000家的Hakudate大火。如此密集的城市大火集中发生，说明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为什么同时段欧美没有发生重大火灾（芝加哥1934年5月19日也发生一次动员106辆消防泵车工作的仓库大火，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火灾消防供水之行动），因为欧美社会正在大萧条中苟延残喘，没有燃料的大量蓄积，就没有重大火灾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气候不冷的时段，还会有城市大火呢？因为燃料的蓄积。1938年？物资入川。1949年？物资出川大运动。战争时期，重庆突然畸形繁荣，大量物资和人口都突然堆积，自然带来火灾的风险。这一点，和南朝的建康（南京）和南宋的临安（杭州）颇为相似，都是物资积累的中转站，物资集中带来额外的风险。西晋沦丧，北人南下，给建康（南京）带来了大量的火灾风险，城市大火几乎每隔30年发生一次。北宋沦亡，北人南下，气候变冷，给杭州带来意外的火灾风险，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城市大火，可以说发生在中国，分别是1201年和1231年的临安大火，每一次都损失5万8千户以上，损失很可能不低于世界最著名的1666年伦敦大火（损失1万3千栋建筑）。
最后一点是人员及其风俗问题。一般而言，北方人口稀疏，居住分散，因此火灾蔓延的风险比较低。而北方人到南方，没有吃过火灾的苦头，很容易忽视南方建筑所特有的防火墙问题，因此容易在密集居住的南方建筑中导致大火蔓延的局面，这是徽州人在公元1470到1520年间（竺可桢特别指出的中国气候温度降低的时段）因为气候变冷导致火灾频发，最后在广东人何昕的带领下发现的防火常识。根据1506年在徽州树立的《德政碑》的记载，何昕发明了防火墙。是发明么？我认为是嫁接。南方人气候温暖，高温潮湿，因此人们习惯于聚集居住。这种密集居住的条件导致一旦失火，容易蔓延全部，因此防火墙作为一种被动消防措施，是南方建筑特有的防火特色。北方人习惯了干燥的局面，因此不会密集居住，因此也避开了火灾蔓延的问题。世界城市大火，很少有发生在北方的（日本生存空间狭窄，是少有的例外），这是大自然通过长期的火灾实践选择的结果，也是人类学家戴蒙德教授所主张的地域决定论或地缘政治论。
那么，为何重庆在解放后没有城市大火的问题了呢？因为同样的三大要素发生了改变，气候变暖、燃料分散和人口固定。二战以后，欧美关门搞建设（我们继续搞革命），碳排放年年增加，所以全球日益变暖，带来了气候潮湿的局面，间接导致火灾蔓延缓慢，因此容易控制。南京重庆成都以后，重庆的地位日落千丈，也就没有燃料集中的问题了。最后是户口制度，把人口固定下来，人口不能流动，安全和谐的局面就保住了。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控制信息流动，地震/洪灾的信息都是需要控制的，当然火灾也不例外。中国单次损失最大的火灾，也是公开信息最少的火灾，这是问责制的后果。
那么，全球范围就没有城市大火的问题么？有，1960年代和1988年前后，是全球温度发生小规模下跌的时段，前一段，我们在文攻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所以缺乏燃料堆积，侥幸避开了火灾风险（在南方和北方，下放的知青不知道被烧死了多少，令人纳闷，其实内在的道理很简单，那是集体（或英雄）主义高涨和火灾多发的年代，也是人口非正常流动的年代，人口不习环境，必然火灾多发。当然上山下乡发生在60年代末）。本来很潮湿的新加坡（1961）发生城市大火，这是正常情况下很罕见的结果。后一阶段，我国发生了大兴安岭大火（1987年），而美国发生了黄石公园森林大火（1988年）和湾区大火（1991年），缅甸发生的2096栋建筑被焚毁的城市大火（1988年的Great Lashio (Burma) Fire），才是那一次全球温度震荡的直接后果。
应用
二战结束之后，由于建筑材料的改进和灭火技术的提高，大规模城市火灾已经很少发生了，历史学家们把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大火当作最后一次著名的城市大火，理由如上。但是在后发展的地方（如有棚户区的城市），燃料堆积的地方（如大规模生产的城市），人口流动性大的城市（如新兴的缺乏规划的城市），和气候通常很潮湿的地方（因此城市建筑规划对防火蔓延的考虑不足），在气候突然发生变化时特别容易受到大火的攻击，如公元64年的罗马，413/475/501年的京都/京邑（南京），1212年的伦敦，1201/1231年的临安（杭州），1514年的威尼斯，1666年的伦敦，1871年的芝加哥，1872年的波士顿，1904年的巴尔的摩，1934年的重庆，1961年的新加坡，1991年的伯克利湾区。非全球温度变冷期间仍然有城市大火，但不会像上述火灾那么严重，这是气候的贡献。
综合城市大规模火灾发生的三大要素（气候，燃料和人口），我实在找不到中国不会发生城市大火的理由。在所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最有可能发生城市大火的地方？重庆。最有可能发生城市大火的地点？棚户区（我也不知重庆有没有棚户区，就是人口密集的低收入地区，缺乏防火墙和防火隔离（公园）的地带，人口杂，燃料多）。最有可能发生城市大火的时间？今冬明春，甚至夏天也有可能。
去年的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和大兴安岭大火，今年的俄国大火，加州大火，都在预示今年冬天特别冷。日本和欧洲都已提前进入寒冬，这意味着点火源增加（取暖的需要），燃料风干物燥，蔓延的风险大大增加。重庆是山城，沿着山坡向上蔓延的火灾特别快（因为浮力的原因）；重庆在水边，意味着气候潮湿，建筑非常密集，因为日常不必担心火灾的蔓延，防火墙和防火道的设计很可能不足；重庆重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都是燃料，迎来送往的都是火灾风险；三峡大坝建成，重庆多移民，说明火灾管理有困难；重庆多土木，过程管理不严易成灾；重庆已经多年没有大灾了，警惕性很可能不足；重庆发展太快，安全管理经验不足（重庆多火锅，也多踩踏），消防安全工作有差距。是否失火？时时刻刻。要挑人祸？太容易了，遍地都是。要想预防？得靠理论。是否成灾？要看老天爷的气候变化。
2007年末的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典礼上，前总统戈尔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作《Fire and Ice》中的一句话“有人认为世界终于大火，有人认为世界结束于冰”，来支持他的全球变暖的主张。我的看法是，大火与厚冰相伴而来（圣经启示录中也有冰雹与火同时出现的说法），全球变冷带来大旱和大冰，以及由此造成的大火。由于全球温度的大规模震荡，大规模城市火灾几乎是每30年来一回。世界不过是一种阴阳变化的过程，无论是冰（阴）还是火（阳），其状态都是相互转化的，都是有条件的。我们消防工程师的任务，不过是认识其中的规律，建议采取合理的减灾措施，减少社会的突发性损失。
最后声明，笔者尚未有机会入川，因此对渝城没有喜厌，对巴人没有好恶，完全凭消防历史和消防常识来认识重庆的火灾风险，或许贻笑大方，有谁在乎呢？
有道是，重庆成灾因成都，物质汇集聚风险，人口流动难管理，气候变化引灾难。南北有差因地理，灾难不同因气候，分析历史得教训，防灾需察天（气候）地（燃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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