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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各位看官新春快乐。
大过年的,还是憋不住想说说心中的想法:我不是教授,没消息权,没言语权。小环境是这样,大环境也是这样。年轻,是教授的机会少,也自然不成熟,文采陈述理由等都不容易感染人,但讲的理未必不对,未必不可取。
学校稍微重要点会议最多也召集到正教授这个级别,而绝大多数副教授及以下级别的老师连听校领导讲话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发表自己的见解。自然还没挤入哪怕是副教授的教授行列前,言语权和消息权都被封锁的牢牢的。下面的一些说法看法,您也只能当我发牢骚听了。
10年来在不理想的环境里坚持了十年多的科研,越来越没信心了,起初觉得自己在技术和科研方面的能力超过周围大部分人,甚至超过很多教授,“后生可畏”感很强,钱少没关系,前途还算光明。但是现在越研究越吃力,实在不想坚持了。原因是:
一方面无有成功经历的教授带到一流的科研水平,另一方面,很难从能接触上的教授身上学到进一步提升自己研究能力的东西,虽然他们做人做事都各有一套,但这些能力不是能学来的,而且很多是我不愿学的。
此外,就科研内容而言,却是和全世界最优秀的几个学者竞争,而论研究论文他们大多也就发到会议上,无SCI检索一说。客观的说,即使我和这些领域高手水平相当了,SCI的论文没必要发,不是说SCI的论文不好,而是领域不同,被认可学术水平的方式也可以不同。然而,现实是,
第一,科研需要实验环境,人家依托大公司,一年100万不算什么,而我发论文还的自谋出路,弄个小项目就高兴的上天了,如果让我出国开会,我看还的靠家人集资支持,没什么其他可取的正规途径;
第二,工作需要一定的团队,人家少也是一个教授几个博士,而我也只能是夜深了一个人想问题,摆弄论文,考虑如何在自己慢的让我烦恼的计算机上跑个实验,最多也就几个月找个不是内行的老师谈谈想法;
第三,科研工作应有个良好收入保证,人家是国外教授,大公司研究人员,年薪换成人民币大概是我目前年收入水平的20年以上的收入,今天听到住的父母的房子规划要拆,首先想到的是住哪儿而不是买新房子,因为收入有限且轮到有资格买学校的房子,那该是梦想,说成理想的话,觉得自己大话;
第四,科研成果评价,人家的成果要用到实际中去,商业模式驱动,体现所谓真真的价值,而我需要发SCI论文,写专著,搞专利,才能完成科研任务,上了职称,增加收入,哪个都让还是讲师的我被看成是理想。
根据上面的一些实际处境,越来越觉得搞科研如果不糊弄,那就等于找死,耽误自己的前程不说,家人及周围的同事也受到影响,不想放弃,但也无力改变什么,不是不愿意改变自己,但怎么改变自己是目前最大的难题,或许经过一两年的折磨,会觉得多带课,或搞技术更有意义和更可行。
呜呼,我不是教授,言语权与消息权微乎其微,一些有利于学校制定政策的科研体会自然也就反映不到制定政策人的手里,更不用说反映到了,会出现不慎重考虑的情况。
我不是教授,虽然既是年龄问题,也是学问问题,我相信大部分年轻的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同样面对的这样的问题,然而,在当今社会,已经是不主张压制个性,努力消除等级差别的时代,凭什么同样是科研一线工作者,在学术问题上只能被那些所谓的不合格教授和博导组成的上层学术圈摆布,难道在学术圈,只有他们才配担当上帝的角色?
其实,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我处在一个学校从教学型大学向科研型大学转变的关键时刻。在这一时刻,已成为教授的大部分人很难通过新出台教授评定政策,自然年轻的讲师压力不是大,是不公平的大,由此想到,某些高校只招境外博士的情况,其本质类同,是高校科研实力要求快速提升的外在压力下,带给年轻工作者的冲击。要想解决好这一问题,我想,国家还是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如手:
第一,减弱科研实力政策性大发展的驱动力,合理评价和推动科研实力的提升。例如,压缩博士生招生规模,合理考核博导科研能力和指导博士生等水平,变“粗放型”“搞”科研为“集约型”“从事科研”工作,变瞎“搞”成规范的“从业”。
第二,合理提高科研人员待遇和改善其他科研权利的分配。例如,解决基层科研人员收入低和基金项目的申请难等问题,让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年轻人有收入保证,有安定生活保证,有为科研事业而奋斗的积极性,而不是有投机取巧谋取私利的积极性。
第三,从战略高度,重新部署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促进科研人才在学术道德约束下的互动。例如,促进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科研方向下的团队进行密切合作或兼并,一方面减少课题重复研究带来的人才浪费和恶意竞争,另一方面,发挥出具体研究方向上团队解决问题的优势。
我不是教授,不多说了,反正也没什么消息权,言语权,去看洋鬼子的科研论文了,只待有朝一日,超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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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3-12-9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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