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士维尔（Townsville）是昆士兰州北部的一个城市，澳洲一所四星级的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的一个校区就位于这个城市。2003年的10月，我和导师Professor Ted White就来到这座城市参加澳大利亚糖业的一个会议，在这座城市小住了几天。

刚下飞机没多久，Ted就领着我逛了Jupiter’s Casino（木星赌场酒店），他大概以为凡是中国人都好赌。我们进去逛了逛，没几分钟就出来了。

傍晚时分，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沿着海滨大道闲逛，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在路边吃着薯条和可乐，那就是他们的晚餐了。我走了上去，问道“May I talk to you?”，“Yes”，他们很乐意地回答道。女孩子是学理发的，男孩子的工作是港口的labor（体力活）。他们干着普通的工作，却感到很幸福。女孩子说，她的最大理想是在黄金海岸（Gold Coast）开一家理发店。是呀，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无论作什么工作都是有尊严的，人们的幸福感就会强很多。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还是到外面的海滨大道去逛。看到一个土著人在海边坐着，看得出来他已经在那里待了很久了，两眼通红，可能是刚刚酒醒。

土著人成为了澳大利亚的一个社会问题。其实他们都能享有很好的社会福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都酗酒、吸毒或者偷东西。澳大利亚原来只有土著人（所以也称为原住民），他们原来都过着简单的生活，殖民者来到澳洲大陆后，侵占了他们的土地。20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对原住民实施一项计划，把白人在那些部落里留下的混血子女强行从他们的土著母亲身边带走，遣送到摩尔河营地，表面上说是为了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但实际上这项残酷的计划背后还隐藏着更阴险的目的。当时的澳洲政府视土著为低等种族，政府决定以此逐步“改良”他们的血统。这些已有白人血统的土著后裔除了将接受一系列“教育”之外，还被强迫与白人通婚。在营地里，他们受到严厉的管制，被禁止使用土著语言和习俗，甚至被告知他们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澳洲政府的这项计划，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后来很多的人找不到自己亲生父母，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原住民作家多莉丝（Doris Pilkington Garimara）于1996年发表了小说《防兔篱笆》（Rabbit-Proof Fence），就是以那段历史为背景，引起轰动。6年后该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也获好评。

几年前，时任澳洲总理陆克文，专门发表讲话，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向原住民表示诚恳的道歉。

我想，一个文明的进程往往是很漫长的，急不得。那些土著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相比，就相当于小孩和成人相比，你将一个小孩子急匆匆地放入成人社会，他当然不会适应的。

我看到那位土著人后，犹豫了一下，走上前去与他打招呼。没想到，他也很友好地回应我。我们聊了几句。无非是他问我，是来干嘛的，觉得这里怎样。我问他这里的天气、景点等。聊了几分钟后，我就告别了。他也很友善地说：“good luck and have a good day”。

会议过后，有一个小小的旅游项目，时间就是一个下午。可以有几个选择：糖厂、农场、码头的仓库。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糖厂。可惜，因为报名的人太少，不能去。我就重新选择了农场。

这是一个以种植甘蔗为主的农场，种植面积达到了4千多公顷。面积虽然很大，但由于有现代化的农机（种植、收割都是机械化的），除了种植和收割的季节要雇请人手外，平时都是农场主一家打理。地里安装有水分传感器和灌溉设备，可以根据土壤的干湿程度决定是否要灌溉。小火车的铁轨直接建到了甘蔗地里，收割后（砍成大约30厘米的长度）直接送到糖厂。现代化的耕种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了生产成本。大农场种植的方式的另一好处是，糖厂只需要和几个农场主打交道即可，种植甘蔗的含糖量也是比较确定的，有利于定价。不像国内的糖厂，要和几万个农户打交道，含糖量不好确定，只能按重量付钱。

农场主说，他的雇工在农机上工作时，每个人都有自己音乐频道，戴上耳塞（兼耳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不同的音乐。

顺便说一下，在澳洲，人们都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耳朵，只要噪声稍微大一点，都会戴上耳塞。所以，当你看工人使用割草机时或者扫地时（不是用扫把，是用风机吹）都是戴上耳塞的。就连我们去一家制造石膏板的厂参观时，工厂也会发一个简易的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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