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应该是上小学之后吧，见到的至今留有印象的第一个外国人是个印度大叔，他说的普通话相当标准，他还向我介绍他的名字，用钢笔在他的小笔记本上写出“潘达”二字。多少年后，我想他的名字是不是用英文写成Panda，那不就是大熊猫吗？他的面容我完全没有印象，但他那和蔼的声音似乎至今还在我的耳朵里。让我疑惑的是，一直不清楚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能说那么标准的汉语普通话，他有着怎样的经历。

上小学时，在京工大院里，旁边就是友谊宾馆，当时是苏联专家聚居的地方。我们大院里，一到冬天，就在某个地方辟出一块冰场，一些大学生和家属小孩就在上面滑冰。我也想滑冰，但父亲不愿意给我们买冰鞋。可能那时候一双冰鞋太贵了，而且小孩穿的冰鞋估计只能穿一年，第二年就穿不进去了。这样的投资性价比实在太不划算了。不能滑冰，但不妨碍在冰场上看别人滑冰。于是有一次，看到几个苏联专家的小孩跑到我们大院里，在冰块上滑冰。他们的年龄与当时的我相仿，看到我们一帮小孩看着他们，还扬起手来用汉语说“你好”。当时我特别不明白的是，他们的母亲在那么冷的冬天为什么上面穿着大衣，而下面却只穿着袜子。她们难道不冷吗？真的不冷吗？还是因为爱美而不怕冷呢？

我们家后来搬到海淀镇，有一天，看到几个黑人妇女骑着我们平时很少看到的样子很时髦的自行车，在海淀南大街穿过。她们服饰鲜艳，速度也很快，一闪而过。她们的年龄大约二三十岁，或者因为没看清楚，无法确定她们实际的年龄，但肯定岁数不会更大。我盯着她们的背景，也是疑惑，她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她们是外国大使馆的人吗？为什么没有坐汽车而骑着自行车呢？

中学同学卡玛丽达是六班的，跟我们不是一个班。其实他们班也有我的小学同学。可能因为平时上课什么的从来没有交集，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与她搭讪。同学三年，没跟卡玛说过话。倒是五十年后，跟她的表弟阳和平在我们学校里相遇，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

文革时期，没怎么见过外国人，一般也不去使馆去转悠，更不去友谊商店闲逛。应该是在基辛格访华之后，外国人来北京的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我在前门大街上，看到了个洋妞，穿着跨栏背心，这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女孩子会穿男人穿的跨栏背心，所以看到这样的装束，比较好奇。问题还不只在她穿着什么，而是骑着自行车，靠在路边停下来，身子没下车，右脚踩在马路牙子上，左脚还搁在脚蹬子上，两手捧着一牙儿西瓜，在那儿旁若无人地啃着。这场景至今让我历历在目。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女孩，别说用这个姿势吃西瓜了，就是在外头，斯文地吃西瓜的样子，也是根本看不到的。你想，一个中国大姑娘，本来是文文静静的，却在外面让人看到她顺着嘴角往下滴嗒着西瓜汤，这样子让这般淑女样的女孩面子上情何以堪？

当时就是在北京的大街上，一旦出现外国人，特别是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肯定会有一帮中国人围在那里观看他们。我的印象是，那些围观外国人的中国人，看的时候，不错眼珠，面无表情。外国人看上去倒也无所谓，似乎旁若无人的样子。后来看到《参考消息》上登的一些外国人在描写他们在北京被围观的感受时，其实心里也是不好受的。后来一些报纸，如《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都有文章，劝诫国人，不要围观外宾。其实，那能有什么办法，多少年了，中国人，特别是从外地农村或中小城市的中国人，哪有机会看到跟我们的长相如此不同的外国人，所以他们一旦来到北京，有机会看到跟我们长得很不一样的外国人，这样的好奇心如果不爆发那才是让人奇怪呢。等到看得多了，也就不奇怪了。现在想找这种围观外国人的场景也基本上找不到了。

中国人对没有去过的外国的想象也是五花八门。在英国，遇到一个难友。他说在没出国前，他对外国（当然主要是说欧美）的印象就是满地都是金子。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印象，他没有说，我也无从想象。这位难友说，他回国探亲时，村子里的乡亲就问他，在外国是不是吃不到米饭。还没等到难友回答，乡亲就说，他们那里没有稻子，肯定不会有米饭吃。然后很同情地对这位难友说，没有大米吃真可怜哪。

在国外，所有的公共卫生间都备有免费的厕纸，所以如果因内急而在外面如厕，不会因为没带手纸而尴尬。留学生们在国外待得久了，回国后就没把这事当成事。结果因内急如厕，也就想不起来要带手纸。等到黄龙直下，四处张望时，发现空空如也，这才着了急，然后就只能耐心地等着什么时候有人光临如厕，以助其解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