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出国前，一直想着一件事，想在国外做一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当然这里所涉及的传统文化也是与中国哲学有点关联的。忘了谁送我一本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编写的英文版的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书。那本书的书名我已经忘了，几次搬家，这书也不知道流落到何方去了。只知道那本书是一本上册，主要是讲先秦方面的诸子百家。我觉得有没有下册暂时还不重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思想都是来自先秦。后面的理学等门派也不过都是从先秦这块儿来的。

为了筹划这个讲座，我不把石峻教授这本书里的一些人物像做成幻灯片，那是那种较为古老的真正的幻灯片，而不是现在大家都在用的PPT。只是我想让一个照相部给做成正片，这样用幻灯机直接放出来就可以了。没想到，照相部的师傅给我做成了负片，成了相片底版了。拿到这堆底片，我也实在无语。算了吧，到时也就不用这些东西了。

到了利兹后，我做的事一是主要收集大量的图书资料。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觉得将来会有用，作为资料，我把书借出来，然后到了系里开始大量复印。因为系主任同意我可以随便使用系里的设备，所以复印机和复印纸我都可以随便用，也不跟我收费。这样，我大约复印了四五本书。不过，后来回国后，不是没用过其中的资料，但真正用的东西实在不多。现在不好说，当时复印这些资料是不是合适，是不是需要。当时觉得有用的，后来发现用处不大，这种情况可能经常出现。本来以为拿到手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可是实际上能用的东西少之又少。

除了干这些事之外，再就是准备这次讲座了。我已经跟系主任讨论过这事，他说他完全支持。还说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就告诉他，他来安排。听到系主任这番说词，我心里也踏实了一大半。为此，我就开始在计算机上用英文写我的这篇讲座稿。

这东西写起来真费劲。主要是不知道把中国哲学的一些概念如何译成英文，而且既 贴切，又能让人明白。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就我的能力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如“阴阳”这两个字，译成什么英文词汇才最合适呢？查了很多词典，那上面给出许多说法和解释，可是我觉得都不是很贴切。最后，我也实在没辙了，就干脆用拼音，然后才给出中国语境中对这两个字的意思的理解。而且，我并不在乎我的英语到底有多烂。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是外国人，外国人说的英语如果不是母语，那么不管说得多烂人家也不太会计较。

现在有个小遗憾，当年利兹大学哲学系主任帮我做的讲座小海报我曾留了一份，而且带了回来。可是几次经搬家后，再也找不到那东西放在哪儿了。也许将来某一天会不经意间出现，反正现在是翻箱倒柜也不见其踪影。这个小海报在大学的不少地方都贴了出来，而且上面有一句话很有用，就是说，你听这个讲座不需要有预先的知识。就是说什么人来听都可以。只要我讲得清楚，人家应该都能明白个大概齐。

讲座终于开讲了。那不是在一个正规的教室，就是在楼道里一个比较宽阔的空地上，摆着几排椅子，给我准备了一块不大的黑板。什么幻灯、胶片都没用上，想用我也没有准备。我觉得这就差不多够了，反正我也没有别的要求。讲的时候，其实也没怎么看讲稿，至少没有照着念。写好的讲稿只是一个提纲，内容我都清楚，只是把相关的顺序搞对了就可以了。讲的时候，来了约有二三十个人，是有座位的。还有一些过路的，有的会站一会儿听上一阵儿。也有听了半截就离去的。

虽然我是第一次用英语做这个讲座。但毕竟准备得还算充分，所以讲起来并不发怵。从中国哲学最基本的一些概念说起，中间联系到一些中医的术语，除了儒家，也涉及一些老庄思想，反正就是一个大杂烩。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吧，还让听众提了些问题。第一个提问题的是系主任罗斯先生。他的全名是乔治·麦克唐纳·罗斯，苏格兰人。他问的什么问题我已经记不住了，但肯定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至于后来再有没有人问什么问题，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也许有，也许没有。这次讲座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我在教学楼里行走，看到有两个英国学生向我打招呼。我忙过去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昨天听了我的讲座，觉得很有兴趣。听到这样的反应，我心里当然很高兴，虽然我知道我讲的不过就是一点皮毛。我跟他们俩寒喧了一番，说将来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讨论。当然后来也没有什么下文了。迄今为止，这也是我唯一一次用英语做的讲座。

利兹大学哲学系主任Mr. Ross和我在他的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