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讲人情，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情况不在少数。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在一些三线企业，是原单位大拨调到那个地方去的，夫妻能一起调过去的是幸运，而夫妻因此而分居的，后来也产生出不少问题。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人情多少还是要讲一点为好。

接下来的新问题就是，三线企业职工子女的就业该如何解决？三线企业多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就业机会本来就不多，企业职工的子女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招工肯定要先要考虑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问题，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职工子女就业问题解决不好，职工家庭就有后顾之忧，会影响生产。这个帽子一扣下来，谁也受不了。所以企业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似乎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

当然，这种做法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因为同一个企业亲属关系的职工多了，企业管理就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老一代职工的子女长大成人，他们的婚姻问题往往也是在同事子女之间加以解决。这就不仅是亲子关系了，还要加上姻亲关系。这圈越套越大，越套越复杂。这企业管理如何处置？职工在工作上出了问题，该管还是不该管？理论上当然该管，可是实际上操作起来，又是七大姑、八大姨，又是女婿、儿媳之类的复杂关系，这企业管理者根本绕不开这么复杂的人情关系。绕不开，又管不了，企业管理水平肯定直线下降。八十年代，一大批企业职工子女顶替父母进厂上岗，结果就出现了很多问题。那时所谓国有企业出现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与企业内部存在复杂的人情关系有着直接的原因。

话说回来，如果当时不采取这种就业政策，又能采取什么政策呢？或许实行公开招聘？这当然很好，但是当时很难行得通。企业里那些有子女等待就业的职工就不能接受。或许我们今天有理由指责这些狭隘的父母，也有理由指责当时企业的管理层领导目光短浅，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年轻人集中的地方，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较大的社会问题。或许，我们也有理由指责当时实行的这种顶替就业的政策。那确实也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缓解了当时的矛盾，不过是把矛盾留给了后来。后来由于企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又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失业者中也有不少是当年顶替父母进厂的子女们。

随着经济关系逐渐理顺，这种企业内部亲属关系的问题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企业与家族本身就是两个概念，经营企业与经营家庭或许有某些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恐怕更为显著。国外企业似乎更加明确禁止同一个企业中会存在这种亲属关系，别说亲子关系了，连夫妻关系都不能允许在企业中存在。两个男女员工，若平时相安无事，也没人搭理他们。一旦发生恋情，甚至走向婚姻，那么对不起，其中一个人必须离开这家企业。也许在我们有些国人看来，这有点不近人情。可是从企业管理，从经济关系上看，这种限制确实又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传统社会，也是要讲避嫌的。父子可以同朝为官，但不能在同一个衙门里为官。父子在工部衙门，儿子就不能在工部任职，要去也只能去其他的部门，如户部、礼部等。父亲做封疆大吏，儿子也不能在父亲手下做知县。因为防的就是可能的私弊。现在我们的官场，这种避嫌的概念似乎消失得快没有了。子女可以直接被招进父母工作的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相关的法规明令禁止。当然，中国人有的是变通的办法。我把你的儿子招进我的部门，你把我的女儿招进你的部门。表面看，不都避嫌了吗？可是，如果这种招聘本身是暗箱操作而没有公开与公正的程序，那存在的弊端依然不会减少。

在避嫌方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靠官员的自觉。但事实证明，真正能自觉做的是少数人，或者是极少数人。多数人做不到，也不想做。因为你没有明令禁止，那他们这样做了，你也奈何他不得。

现在至少在国有企业，在政府机关与政府所管辖的事业单位里，这种亲属关系必须明令禁止。而且这些单位的一切招聘活动，也必须公开与公正。人情关系固然是中国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面，但是如果这种人情关系对于国家的正常运行产生了危害，那么在这些领域里，就必须限制甚至杜绝这种人情关系。

八十年代，在走后门盛行时，有人说，这走后门管不了。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既然有感情，那么人家求上门来，你怎么能拒绝。这纯属歪理。走后门等以权谋私者，感情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他们的核心是私利。而且为了私利，不惜损害公利。真到了要处理他们的问题时，他们也就顾不上什么人情、感情了，该把你举报出来，还是会把你举报出来的。这样的感情，有什么可信度？这样的人情，如此不堪一击，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