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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城市之思：多重资本的生产与分配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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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1(4): 5-12（第六届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当期首篇）；研究受到深圳市软科学项目“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国际比较研究”（2008008，负责人：曾国屏教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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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城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中产业创新和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在什么是创新型城市以及如何建设创新型城市等问题上却很难达成共识。本文突破了传统创新型城市研究的指标化倾向，而是从更广阔的经济-社会互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创新型城市”应该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量。城市的形成对于社会而言，意味着城市空间的建构以及城市和公民的身份认同两方面过程。相应地，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和空间建构相关的经济和知识资本，以及和身份认同相关的社会和文化资本等多重资本的生产与分配之过程。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多重资本；空间建构；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章标识码：A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城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中产业创新和增长的主要动力 [1]。比如在OECD国家中，拥有者150万人的78个大都市区域是这些国家经济行为的绝对主体。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等核心城市的GDP均占到了英国、瑞典和日本GDP的30%以上（分别为31.6%、31.5%和30.4%），其专利申请量也超过了全国的80% [2]。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无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国家涌现出新理念、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中心（innovation hubs）[3]。在“城市化，高技术，全球化”的推动下，以信息、知识、人才、创业投资为基本要素的知识经济必然在要素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 [4]。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才纷纷将建设创新型城市作为维系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关键性举措。
自2006年《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出台以来，我国也将创新型城市建设列为向创新型国家迈进的重要途径。以深圳为首的多个城市，更是迅速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目标。然而由于定义和指标本身的复杂性，如何建设创新型城市却成为摆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面前的一个共同的难题。比如发改委和科技部两家主管部门，就在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和试点选择等关键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 。进而，国际范围内创新型城市“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所借鉴也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1. 城市中的创新：指标化进路的困境
在英语世界当中，学术界对于创新型城市的表述主要有“Creative City”和“Innovative City”两种。其中，前者意指通过提出并实施创造性方案解决城市所面临的，诸如交通管理、产业发展、城市生态、种族融合等问题。相比之下，后者则主要研究“Innovation”作为驱动力，并不断融合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思想的一种城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5]。虽然在话语层面对创新型城市的界定已经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识，然而由于“创新”和“城市”（尤其后者）本身都有着比较广泛的外延，两者的组合就给整个概念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解释的灵活性。
比如伍德（Wood, P.）通过总结欧洲创新型城市的经验指出，城市的创新性高度取决于国家/全球创新系统（National/Global Innovation System）和城市系统（Urban System）的互动[6]。而世界银行 2005 年10 月发表的关于东亚创新型城市（以新加波为例）的研究则认为，创新型城市的定性标准则包括：拥有较强的研究、开发与创新能力；政府治理有效，服务高效；拥有优良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功能完善的城市中心区以及充足的经营、文化、媒体、体育及学术活动场所；拥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队伍；拥有多样化的、高质量的居住选择；切实重视环保；接纳各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等 [7]。总体上讲，对创新型城市的界定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上的创新型城市是指通过对城市的技术或制度等方面创新，提升城市竞争力。相比之下广义的界定则认为，不但创新意识成为市民思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城市能够将创新的想法付诸实践，进而将其成果不断传播，形成一个可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 [8]。
为了在简化且具体的意义上澄清对创新型城市的认识，学术界开发出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指标体系对城市的创新绩效和能力，也可以说是城市的创新职能进行度量——如最初以城市为单位的指标体系的是英国智库罗伯特•哈金斯协会（Robert Huggins Associates）自2002 年开始发表的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体系（The 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Index）是指标化创新型研究当之无愧的一个起点。该体系包括人力资源要素、金融资本要素、知识资本要素、地区经济产出、知识可持续性发展在内的 5大类19个量表。此外，国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试图通过案例的方式对创新型城市的共性和个性进行说明 [1, 7, 9, 10]。相比之下，我国现有的创新型城市方面的研究则出于树立政策学习标杆的考虑，更多集中在指标体系的设计（即评价）方面。指标也涵盖了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创新环境、创新产出，以及知识创新能力、城市创新环境支撑能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的支撑能力等多个方面 [5, 11-13]。
然而，过分地关注创新型城市的指标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指标化创新型城市的研究一般建立在新经济地理学、新增长理论以及新创新经济学三个子学科基础上，三者又同时将技术所引导的区域经济发展当成是理论的核心内容 [14]。这也就导致了指标化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创新，却忽略了支撑创新的城市中所可能出现的，特别是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所建构出来的创新势头（innovative momentum）所引发出的诸如财富过分集聚、贫富差距过大、拥挤和污染严重，以及排外性和包容性等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些潜在的隐患往往会制约城市创新职能的进一步发挥 [2, 3]。此外，正如一张地图无法告诉我们地图以外的任何信息一样，指标化的脱嵌（disembedded）会在一定程度上抹杀城市创新绩效发挥的真正动力机制。比如大都市地区专利的高产出，很大程度上可能于专利申请办公室的司令部往往选址在大城市有关。又如从失业人口的指标来看，巴黎、米兰、东京和维也纳在1999至2002年间的情况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差，本国能为巴黎和伦敦等国际都市提供的创新知识资源也十分有限；甚至按照欧盟委员会创新调查的结果，奥斯陆的创新企业只有全国的平均水平等等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指标化研究的“失真” [6, 9]。因此，单纯的从创新的绩效出发是将“创新”和“城市”割裂开来，很容易以牺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为代价而将创新型建设引入误区。进而，我们必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去审视城市中的创新，特别是帮助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问题。
2. 空间和认同：追问创新所在的城市
既然经济是广泛的嵌入在社会当中的，我们就应该从更广阔的经济-社会互动的视角去弥合“创新”和“城市”之间的鸿沟，将“创新型城市”应该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量 [15]。城市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型城市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如此——既是世界各国对于社会文明程度水准的认同，更代表了人类对于通过创新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阶段性的愿景。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城市可以被认为是距离消失，多重利益的可见符号 [16]。分别对应于“距离”和“符号”两个层面的含义，城市的形成（即我们通俗所讲的城市化）就可以被划分成城市空间的建构和城市与公民的身份认同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城市本身就是对于空间的不断建构。城市起源于对空间的分工，因此也往往相比于乡村和边缘区域有着更高的专业化程度和商业资本密集程度（意味着更为频繁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更有对命令和控制功能以及多样化社会生活的集中 [17]。同时城市并非完全是商品化空间的产物，然而即便是公共空间依然存在着商品化（买卖或者出租）的可能 [18]。进入到信息社会，虽然物理空间的邻近性（proximity）是创新氛围（milieux of innovation）存在的必要物质条件已经被一定程度的打破，城市也仅仅是进入到一种能够支持空间流动即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新的社会组织/互动形态——“信息化城市”当中 [17, 19]。因此可以认为，正是基于空间的经济与社会的频繁互动才导致了新的城市化的出现。空间是社会的表达（expression），甚至空间就是社会 [17]。对于城市而言，每个时代都产生出自己的空间 [20]。比如当下，全球化的浪潮就为创新所必须的资本在城市的迅速聚集提供了机会和窗口：上海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仅用了不到二十年就建立起东亚数一数二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一奇迹也着实打破了纽约、伦敦“不是一天建成的”之铁律 [21]。
此外，“空间不仅仅是营造环境，也是生产力和消费的对象。更是政治斗争的对象——因为空间乃是国家控制的手段”[22]。昔日城市的空间出于“创新的需要”，被高速公路和停车场的扩建，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园、绿地的减少，也就是生产剩余价值和生产享受的斗争中不断的重新界定。当城市被冠以创新之名时，不仅国际性的新纪念性空间（new monumentality）不断排挤着当地人民的生活空间，科技/工业园、高新区的兴起也意味着城市中其他行动者的被区隔化（segmentation）和退让——后者只能被“封闭”（ghettoized）在城市中缙绅化阶层（gentrification）甚至永远不会涉足的空间区域，从事着极为传统的职业，忍受着低组织性、非一体化和与主流社会脱离的恶性循环，并别无选择的相信是宿命使然 [18, 21, 23]。然而当这一切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打破对于现有空间建构的张力就会表现为阻碍城市创新职能发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事实上，城市创新的可持续性已然被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城市空间极化和犯罪，污染和拥堵成本，无法满足发展要求的低质量基础设施等问题等严重制约了[2]。因此在创新型城市这一话语已经让空间分配的天平发生偏向之时，如何通过引入一个相对公平的机制让这场本来就不平等的博弈能够形成有效磋商就显得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建构的终结以对城市本身和公民身份的认同为标志。其实早在城市社会学早期的著作中，沃斯（Wirth L.）就提出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这一重要论断。按照他的理解，城市是“由具有城市异质性的个人所组成的较大规模的较高密度的永久的聚落”。而且由于背景不同，类型各异的行动者往往强调视觉上的认同和象征主义。所以这种认同首先就体现在对空间的依附上：或者说居住区域成为公民身份的象征；而且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系统，金钱往往成为唯一的价值度量指标[24]。其实也有学者认为，城市代表着地点——空间内我们定居下来并能说明我们身份的具体位置[25]。然而个更加宏观的层面来讲，城市最终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特有的“人格”（很有可能是马赛克的），也是在特殊的与境当中被建构起来并随时间演化着的。虽然在城市途径的描绘中矛盾和博弈在所难免，整合的可能性——正因为选择了一个城市就是选了一种生活方式——往往还是存在的 [26]。换言之，行动者在城市中行动的稳定化也正是对城市和公民身份本身认同的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又超越了单纯的物理空间的概念而成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与城市认同所共生的法定（de jure）或是事实（de facto）的公民身份，也最终以语言、器物和制度或是价值观等形式保留下来，并且超越了城市本身空间的界限。也正是这一特征，才使得城市保持了开放和吸引的强烈特征 。对于创新型城市而言，前文所提到的鼓励创造性的创新氛围也是城市和公民认同的一种体现 [27]。
然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增加了创新元素组合可能性的与境下，上述认同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且不能为创新这一新职能的赋予所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不止是经济、知识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更有对于地方和国家行政权威的侵蚀，以及对于地方本土文化的挑战。一些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名誉越来越和他们周边的广大腹地甚至是他们的国家经济所脱节 [18]。在经济和政策的飞地（enclave）当中，也萌生出一大批有着全球视野（Global View）和全球薪酬（Global Pay）的新新人类，在城市已有的空间博弈之余，又加入了新的联结、互赖、整合、竞争、区隔和混沌等复杂性。在他们看来，城市甚至失去了承载认同最起码的符号性价值，但在空间上又无法摆脱本地物质资源的羁绊。这种认同感的消失特别是“世界城市”理念的传播，也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国家治理都带来新的严重威胁。
总之，创新作为城市的一种新的职能至多是上述两个过程的结果（consequence）或是再结构化的中介（mediator），而不应该成为原因。创新型城市也不是创新和城市的简单叠加，而是蕴含了空间和认同的生产以及分配（即建构）的复杂过程。
3. 走向多重资本的生产与分配
无疑从追溯城市的本质出发，厘清创新所在的城市之空间与认同建构的本质，为全面地理解“什么是创新型城市”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为了形成对“如何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更好解释，特别是针对空间难于直接和创新绩效形成联系而认同又难于识别和度量的问题，我们需要摒弃单一的经济维度，而从广阔的行为、社会、政治和地位等多个维度考虑，去建立一个能够同时看到创新型城市历史成功的原因和可持续发展潜在风险的理论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多维度细分的视角带来了城市形象丰满的同时（如表1），操作性的过于复杂则成为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相比于指标化的研究，这无异于“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幸好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简化成行动者之间瞬态机械平衡的不连续系列，如果我们不把行功者但仅仅看成可以互换的粒子的话，我们就必须把资本的概念和伴随这一概含的积累物且其全部效应重新引入社全世界……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即铭写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这些强制性因素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了它所产生的作用，并决定了实践成功的可能性”[28]。资本的划分依赖于自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域（field）——对与创新型城市建设而言，其资本的构成一般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表1 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城市
资料来源：根据Berry, B. J. L. Comparative urbanisation: divergent 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1: 13.
的表格补充后工业社会城市特征整理得到。
的表格补充后工业社会城市特征整理得到。
首先是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城市的各项职能能够正常发挥和运转的必要动力，也是城市由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的必经之路。在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当中，经济资本的获得一般是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政府信用（比如公债和贷款）等形式实现的。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外国直接投资（FDI）也成为了城市，特别是后发国家城市迅速获得经济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其次是知识资本 。由于知识本身可以划分成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知识资本一般以技术的具体形式（如产品、文本和专利等）和人才的存量和流量予以体现。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条款等规定的限制以及地方移民政策的松紧程度的影响，知识资本本身的流动性往往是有限的（即便是通过经济资本来购买，如技术和人才引进等）。因此如何保证城市的知识资本存量（通常体现为留住人才和提升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上述两种资本主要针对的是城市空间的建构：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知识资本，都是通过城市与外部的联系对城市物理空间的一种重新的界定。
再次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由人际网络所联结起来的，用以增强对城市认同感的一种精神资源。对于发达国家城市而言，城市本身往往就意味着高收入、高就业等良好的愿景，从而使城市成为吸收经济和知识资本的重要增长极——社会资本的形成体现为一种融入。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一开始往往并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但通过海外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网，却能够保证落后城市和发达城市之间的知识和人才的传递——社会资本体现为一种联合。最后是文化资本。即当对于城市本身和公民身份的认同已经达到了制度或者价值观的层面时，有着个人倾向的社会资本就转化成了文化资本，并进一步体现为城市的“铭牌”。文化架构上的不同也成为理解现代城市的重要方式之一[29]。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东方社会重人际网络的特点，更是决定了社会资本将会在创新型城市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上述两种资本则对应于城市和公民身份的认同：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都是将城市和公民联结稳定化的一种现实保障。
图1 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多重资本框架
正是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互动和循环流传才构成了创新型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然而资本的生产却不是创新型城市意义的全部，生产也不能天然地解决分配的问题——要使得创新的职能和城市其他职能的发挥有着某种持续性，资本的合理分配也是离不开的。指标化创新型城市的研究当中，往往已经加入了经济和知识资本生产考量的因素，因此这里更加强调的是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生产以及所有四种资本的分配：创新作为当下最流行话语的本质造成了城市中创新（直接）相关的行动者在资本分配方面的先天优势。也就是说，在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人格”的形成中，会有意无意地更多体现这些人的意志。城市本身的全球化和本土文化的冲击，对于创新成果的极有限享有（甚至接入）和为诸如污染和拥堵等巨大外部成本埋单的不满，日益增大的贫富和政治权力差距等等对先天资本分配不均衡的强化，都会在或远或近的时间内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对此，创新本身是无法从自身得到答案的——一味地强调生产而忽略分配只会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愿景南辕北辙。
4. 结论和反思
综上所述，单纯的从创新的绩效出发去考量创新型城市的指标其实是将“创新”和“城市”割裂开来，很容易以牺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代价而陷入创新型建设的误区。因此本文通过追问创新所在的城市认为，城市发展的本质在于空间的建构和城市与公民身份的认同。进而在创新型城市的实践场域中，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四种形式，并强调正是多重资本的生产与分配才是维持城市创新可持续性的不竭动力。因此，“创新型城市”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整体，创新也只是城市的诸多职能之一。即便是在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性话语的今天，城市中的创新也必须从一个更加综合、更加嵌入性的角度去看待。
中国的城市化改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城市化是和市场化、全球化两个进程分不开的。比如在1979-1986年间，近15%的深圳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于外资。整个80年代，外资对于深圳市政和基础设置建设的贡献度竟然高达26%。同一时期，进入到上海银行和房地产部门的外资也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度改变着城市的地表风景和轮廓[25, 30]。然而在外资大量涌入城市带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经济资本的引入对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北京、上海、深圳等很多巨型城市中，高薪高技术的“双高”工作快速增长对“双低”服务岗位的强大需求和依赖——然而同时后者的生存空间却逐渐地被排挤和取代，并被迫远离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血缘联系。
更为严重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当城市作为生产中心（或者说增长机器）而不是消费中心的时候，政策倾向上（特别是GDP导向）的急功近利是不可避免的。在“招商引资”和“市场换技术”的旗帜下，众多城市争相将各种形式的创新减税政策作为迅速提成地方经济总量的有效手段（由于很多减税政策都是针对于城市中的高新区企业，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其实是走向了高新区化）。且不说环境负载增加甚至破坏以及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由于政策上的不平等）被剥夺的问题，“分税制”改革以后减税政策本身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的进一步相对减少也开始逐渐显现出弊端。面对经济资源上的掣肘，城市或者选择减少公共投入，并无可非议地带来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水平等）的变差；或者义无反顾地选择卖地，也通过价格杠杆间接地带来人居环境的变差——尽管城市已经在保证自身运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吸引外资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公共服务在地方供给水平的显著下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1]——这些无疑都会对经济和知识资本向城市的进一步涌入造成或多或少的麻烦。即便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旗帜下，很多城市已经注意到从“引资”到“引智”的转型。但在更多地注重了城市创新职能的情况下，上述政策上的两难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新一轮城市化不能走发达国家从经济资本到知识资本，再到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积累的老路。多重资本的并行生产和分配应该放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考量——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决策权向地方转移，对政策理念和工具水平所提出的更高要求。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更多地设计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细节。然而作为一个起点，却尝试对一般意义社会科学和传统三个学科导向的创新型城市研究进行了沟通，从而为解释“什么是创新型城市”以及“如何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如果对于多重资本生产和分配过程性考察的倡导能够成立，有关创新型城市经验研究的重点就应从指标的静态“拍照”走向案例的动态演化——而这一理念也恰恰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创新型城市研究的趋势。历史是重要的 [32]。从这个层面而言，创新型城市的“最佳实践”对于他国的借鉴意义也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学习的标杆，而更多是对于经济-社会互动的一个整体性的反思。本文所提出的多重资本的生产和分配的分析框架，也只是这一系列尝试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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