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精美则尺寸严谨；不过，例外总是有的。1957 年安徽寿县村民挖到鄂君启节，青铜铸造，错金铭文，故而自名“金节”；现存五件，分存安徽博物院3 件和中国国家博物馆2件。车节3件长29.6、舟节2件长30.9 厘米，依周尺21.5 cm 为13.77 寸和14.37 寸，尺寸不整。剪贴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如下。 

符节作为信物，当然不必尺寸规整。因文字略有差异，可以判断同组各件分别制模刻字。有猜测以焚毁竹模而制成整范浇铸。倘若以同一刻字竹模而多次翻范，脱模时容易损坏外范字迹的阳文线条，或许影响器物的品质。

鄂君启节出土已经六十六年，其解读似仍在讨论之中：是商贸还是迁移的免税凭证，后者类似于“归国购物的免税指标”；舟节所说水路是四条还是一条，等等。笔者阅读的文章总有十篇，仍未得要领。不过，开卷总是有益，知道“大江与汉水汇合点下游，可能左岸先民仍称之为汉”，真是高兴。

鄂君启节的制作年代是楚怀王六年(BC323)。看了车节和舟节各两件的照片，计有12个“於”字(如上图倒数第二字)，但没有“于”，即其时楚国已完成从“于” 到 “於”的过渡。笔者查阅《中原文化大典•古文字卷下》，河南地域出土的楚简只见“於”而未见“于”。郭锡良先生对此有全面研究，如西周青铜器铭文只用“于”，到了战国中晚期的《包山楚简》，则用介词‘於’119 次， 而‘于’字仅出现一次且非介词。

清华简也声称战国中晚期，两枚无字残简测年BC305±30 ，伐竹制简年代稍有滞后，而抄写年代自应更晚，不会早于鄂君启节的BC323，但仍是“于”和“於”混用，朱歧祥先生、董志翘先生等对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已有详细统计分析。如《楚居》16支竹简有“于”5字和“於”9字，“於”出现在第一支竹简第五字，其后有三次“于”(上)；而“于京宗”和“於京宗”同见于第二支竹简(下)。这不能以摘抄材料年代的不同予以解释。

现代书法混用“于”和“於”则是常见，下面的照片2004年9月摄于四川大学新校区教学楼。倘若出土明确的战国楚简有类似例证，恳请朋友指教。

如前所说，笔者查阅《中原文化大典•古文字卷下》，河南地域出土的楚简只见“於”而未见“于”；金节也皆用“於”。郭锡良先生称西周青铜器铭文只用“于”，战国中晚期的《包山楚简》则用介词“於”119 次， 而“于”字仅出现一次且非介词。清华简“于”和“於”混用而出土证据尚未发现，两枚无字残简的碳14测年不足以证明全部为真，应在有字竹简的篇尾取样测年才能称得上“经过科学检测”。

容我直言，农人挖出的金节肯定为真，而专家购回的竹简真是可疑啊。

楚墓出土的漆奁和地摊购买的清华简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5648-1382687.html

注：安徽博物院仅介绍舟节而未介绍车节，似稍有欠缺；年代BC322 与通常所说怀王六年BC323 相差一年。https://www.ahm.cn/Collection/Details/qtq?nid=144

车节长有29.5 和29.6 厘米、舟节长有30.9 和31 厘米的两说，宽度则有7.1、7.2和7.3 厘米，其差异不必在意。不过，“马承源. 中国古代青铜器.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P129” 或印刷有误，尽管29.1 cm、30.2 cm 为周尺21.5 cm的一尺三寸半和一尺四寸，而偏差皆1 mm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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