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作为一个青年学者留学回国，梁启超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任国学教授，

曹问：“他是哪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

曹说：“既不是博士，有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大怒：“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论文有价值！”

后来事实正如梁启超所言，在清华执教的陈寅恪果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看到刘钢老师描述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故事，我很自然的想起中国近代人文史上的一段传奇，这段传奇就是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存在了4年（1925－1929）培养了4届学生，总数才70余人，但成材率颇高，其中尤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

面对这样的教学成绩，再对比今天的大学教育，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实在是不少。但我觉得首要问题还是人才问题，没有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这样的“导师人才”组成的师资力量，这段传奇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今天各个领域的人才选拔制度已经日趋完善，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一味的依靠制度也会限制住一些优秀人才，比如陈寅恪在今天就未必能当上教授。制度保证的是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而人才的成长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充满个性、各有不同。美国NBA选秀十分严格，专家从运动员的投篮得分、争抢韧性和爆发力三类指标进行量化统计评估，得分排序决定入选，没有任何的宽容余地，于是迈克尔·乔丹就被淘汰出局了，是赛场的实践才使NBA认可了这位篮球天才。选秀的专家恰恰忽视了一个运动员的成长规律，就是运动员潜能的发挥源于赛场环境，没有事先考出来的冠军。

因此，无论什么样的人才选拔制度都有可能遗漏掉一些优秀的人才。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如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以为需要的是熟知相关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具备观察、使用、考验人才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地照搬条条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