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让其跟李鸿章一起共事，称同门。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提拔他当冀州枣强县的知县。

在县令任上，他以“道学家”的方式处理政务，堪称破天荒之举。有一个富人抓到小偷送到衙门要求严惩，方氏曰：“你损失了什么财物?”富人说：“幸好还没有，刚刚听到他挖墙的声音就将他抓住了。”方氏曰：“彼亦人子也，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本县不德，不能以教化感动我的人民，我很惭愧。人非木石，未有不感化的。你暂时将这个人带去，善待之，晓以大义，养其廉耻，饮食之，教诲之，为本县代劳也可，不能把他当作小偷而虐待他。本县将五日或十日一验其感格否?”

富人没有办法，只好将小偷带回家。小偷听到县令的话，到了富人家，俨然以宾客自居，稍不称意，便说你居然敢违背官府的命令。富人无可奈何，又不敢纵之去，害怕县令来检查“感化”的结果。最后，富人辗转托人向方县令送了重金，方氏这才不过问此事。从此，县内没有人再敢告偷窃的案件。

方氏的做法可谓一箭三雕：既表明自己讲求道学和教化的立场，树立自己崇高的形象，又不露痕迹地获取了大笔贿金，让行贿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还杀鸡给猴看，让别人不敢告状，大大地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使上级认为自己境内治安良好，显示出自己的政绩显著。

我们说方氏这样的“道学家”在清朝后期真的不少，翻开中国的文学史，清朝后期风行一种讽刺“读书人”和“道学家”的小说。比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 《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笔记、野史、杂文等等数不胜数。这类文章的集体现世，绝对不是偶然情况。小说，其实就是历史。

有人讨论“中国传统学术是如何衰落的？”结论往往是“近代西方学术的冲击”。面对这样的结论我很不以为然，我们说“冲击”不见得就要“喧宾夺主”。“冲击”不是坏事，纵观中国传统的每次大的发展和转折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因子。举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例子：没有印度佛教的冲击，也就不会有中国佛教和禅宗。如果近代中国的道学家们，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能学习西方人的治学方法，反思道学的局限性，在冲击之下改革道统，振兴实学，那么未必会有几十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邻居日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后来，“道学家”们主导的中国引来了八国联军。在侵略中国的外国军队中，有一个叫绿蒂的法国军官，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北京的陷落》。他有一段话是这样描述的：

即使在最古老的柜子里的最惊人的发现，也不再使我们惊奇。我们对房间的装饰物品已不感兴趣，因为它们只是过眼云烟。说到新发现，我们今天早上看见了一堆尸体：这是皇城最后的守卫者。他们死在战壕里，乱七八糟地堆在那边，可仍然保持着死时可怕的姿势。

乌鸦和饿狗早已下到坑道中将他们的胸膛掏空，吃掉了死者的肠子和眼珠。在这堆无肉的死尸中，还可以看到衣服碎片中扭曲的脊梁骨。几乎所有的尸体都没有头发：和那些食肉的乌鸦和野狗一样，一些中国人也下到深深的坑道里，将死者带发的头皮割下来做假发辫卖钱。

这哪里是战败？是文明在腐烂！被炮火击落的文明，正在生蛆....

绿蒂的描述很贴切，比战败更直观的是这个国家文明的腐烂。其实这种腐烂早就开始了，腐烂到一定程度，就会引来很多苍蝇。一个国家充斥着方某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和绿蒂描述的麻木国民，能有什么希望呢？中国在近代的全面失败，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军事层面的失败，其实都是败给了自己。毁灭传统道学的更不是西洋文化主导的新文化运动，而是道德集体沦丧，不思进取的道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