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哲学教授们不会再问那些过时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知识的范围与限制是什么？”以及“语言如何与实在相连？”这些问题假设可以非历史地来做哲学。它们预设了这样一个坏的理念：通过检验我们当前的实践，能够使我们理解任何可能的人类实践的“结构”。

反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崛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对赖基（Lecky）所谓的“科学与神学之争”漠不关心。人们日益倾向于接受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所说的“黑格尔的理性之社会性学说”，而摒弃哈贝马斯所说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因为他所说的“交往理性”已经弱化了下述理念，即科学信仰是合理地形成的，宗教信仰则不是。后库恩科学哲学的反实证主义主旨与后海德格尔神学的工作相结合，使得知识分子更热衷于如下论断：自然科学与宗教无需相互对抗。

“结构”不过是“本质”的另一个说法。二十世纪哲学的最为重要的运动是反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和现象学想要像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希望的那样，从恒久不变的实在中去除变动不居的表象，从必然中去除偶然，反本质主义对其先辈的上述企图嘲弄有加。

此种嘲弄的新近例子是德里达（Derrida）的《哲学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与弗拉森的《经验立场》（The Empirical Stance）。这两本书立足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

杜威（Dewey）的《哲学的改造》以及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哲学研究》之上。所有这些反本质主义著作都敦促我们从表象/实在、本质/偶然这种古希腊式的区分中解放出来。

这些进展使得“无神论者”一词不再流行。那些不去教堂的哲学家现在不太会倾向于说自己相信上帝并不存在。他们往往会说自己“缺乏宗教共鸣”（religiously unmusical）。就像一个人可以对音乐的魅力无动于衷，他也可以对宗教毫无共鸣。

在此方面，哲学酷似音乐与宗教。有许多学生，当其完成哲学入门课程的期末考试时，会决定再也不在什么哲学课程上浪费青春，而且他们很难理解人们何以会严肃对待此类事物——这些人就是缺乏哲学共鸣的。有些哲学家依旧认为，他们为其奉献终生的这门学科居然会遭到此种对待，这本身就表明了持此态度者的智识缺陷，甚或是道德缺陷。但绝大多数哲学家对此只会耸耸肩，就评价一个人的智力或性格而言，哲学思考能力如何并不重要，就好像小说阅读能力、数学思考能力或外语学习能力如何并不重要一样。

人们不再指望哲学教授们为康德与黑格尔共同探讨的下述问题提供答案：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何以能够与对欧洲文明而言至关重要的宗教及道德观念复合物相适配？我们知道物理学如何与化学相适配，也知道化学如何与生物学相适配，但当我们思考艺术与道德、政治学与法理学或者宗教与自然科学时，此种适配并不恰当。所有这些文化领域都一直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我们无需用一张组织图表来一劳永逸地指明何时它们被允许这么做。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尝试着获得关于所有人类实践间的关系的，非历史的、仿佛来自上帝之眼的概观。我们可以满足于更为有限的任务，也就是黑格尔说的“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

有一种人还会愿意用“无神论者”一词来描述自己。他们认为对神圣的信仰只不过是一个经验假设，上帝曾被用来解释某个现象，而今现代科学给出了更好的解释。这种学者总是乐于看到一个天真的自然科学家声称某些新的科学发现为有神论真理提供了证据，因为他们发现要揭穿该论断简直易如反掌。要这么做，他们只需论证，任何特定的经验事态与一个非时空存在者的存在都毫无关系，当初休谟与康德就是如此反驳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者的。

休谟与康德说的完全正确，“经验证据”这个概念与谈论上帝毫无关系，但这一点既能用来反对有神论者，也能用来反对无神论者。在一场故意取悦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演讲中，布什（Bush）总统说：“无神论是一种信仰”，因为它“并不根据论证或证据来肯定或否认”。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当然，对于有神论也可以这么说。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上帝存在，作此论断者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们有证据来支持其观点。在现代西方，信徒无需对特定的、看得见的现象给出解释。

我们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应该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无神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和“有神论”一样仅仅是一种思潮，并没有对错或高级低级之分。有人对上帝是否存在毫无兴趣，有人则由衷地相信或否认上帝存在，前者丝毫没有权利去侮辱后者。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