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Human Variome Project，HVP）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建立了HVP中国区，并发布了《中国区行动纲要》和《中国区十年规划》等文件。中国以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核心成员国的身份，向世界承诺中国区领受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25%~33%的基因/疾病数据库建设的任务（即在中国建设2万至2.5万人类基因中的5000至8000个数据库）。

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是一个多国家、多领域、多机构、多团体共同参与，由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医生、遗传学家组成的国际间紧密合作的工作平台。2006年，该项目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墨尔本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全面启动。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收集影响人类疾病的遗传变异信息并融入到医学临床实践中，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共享。

疾病的发生大致可分为两大类：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基因结构及表达的改变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理解基因的变异情况，能够更好地对遗传病等基因变异导致的疾病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

“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也将会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延续和发展，是基因科技进入临床研究的里程碑。”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董事、中国区主席李锡涛指出。

寻找变异基因

中国生活着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基因资源极为丰富，但是基因研究起步却稍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1% 项目”的正式启动，中国开始逐渐进入人类基因组研究领域。

2002年10月，“国际人类基因组单型图计划（HAPMAP）” 正式启动，这标志着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进入第二个阶段。而这一阶段的目标则是描绘出人类基因“差异图”，破解其在人群中的分布和规律，为发现与疾病相关的基因及其多态位点提供重要依据，并帮助寻找不同人群易于发生病变的基因，使治疗效果更具针对性。中国大陆与香港等研究机构共同承担了该计划10%的单体图构建工作。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就对变异基因研究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发现了第一例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遗传病，结束了中国作为遗传资源大国而却从来没有自己发现和命名的遗传病的尴尬局面。

而这例以中国人命名的遗传病就是“贺—赵缺陷症”。20世纪末, 陕西省旬邑县医院内科医生赵万里和旬邑县中学生物教师赵双民发现, 陕西省当地的一个家族里祖祖辈辈6代人中,先后都出现了乳牙脱落后长不出恒牙的牙病患者。

一般来说，按正常的生命规律，人在6至9岁左右，乳牙都会自动脱落，恒牙会逐渐长出，直到年老才会脱落。但是旬邑县城东的一个村子里，有30多人乳牙脱落后，竟长不出恒牙或者长出的恒牙很少，并且这些人大多来自于一个家系。

这种缺齿病在这里已历经上百年，一直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直到90年代，这种病症引起了赵双民和赵万里的注意，并开始研究。后来，在众多部门的帮助下，上海交通大学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贺林带领有关科研人员, 先后采集了这一家族中患者和非患者的200多份样本, 进行对比研究。通过连锁分析方法进行基因组扫描, 成功地对致病基因进行了精确定位，发现了罕见的恒齿缺失的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贺—赵缺陷症”，并被国际医学界权威的“人类孟德尔遗传病目录”（OMIM）收编。

虽然，经过十余年的研究，中国在基因变异研究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中国遗传性疾病的种类、基因变异特点、覆盖范围以及患病率等一直尚未明确，基因/疾病相关国家性数据库也并未建立。“目前，我们使用的基因数据，大多来自于自己医院的临床数据积累，十分局限。”参加此次北京会议的北京某医院儿科教授向《科学新闻》透露。

另外，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中国区首席科学家祁鸣指出，由于中国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相关标准，基因检测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

而中国参与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或许能够成为改变这一现状的突破口。

HVP中国行动

2006年启动的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是一个多国参与的国际间密切合作的组织。2011年6月24日，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正式认可，根据DG/7/11/79号文件，成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项目工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祁鸣认为，在过去，每个国家、相关研究组织十分独立，各自仅关注自己的研究项目，使得基因/疾病数据相当分散，而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有助于实现基因/疾病数据库的全球统一，既能够节省资源，又可以充分做好基因数据校对，并制定统一的国际标准。

2011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变异基因组计划”会议决定中国由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的参与国提升为该项目的永久核心成员国之一，明确北京源唐基因科技研究院为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中国区执行机构。

中国区计划承诺提供30亿元人民币支持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建立中国“节点”，并承担四分之一的基因/疾病数据库建设任务。“这次北京会议表明，中国参与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上升为国家行为，而非以前中国的科研人员和组织以个人身份参加计划。” 祁鸣说。

中国希望通过参与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提高在医疗遗传、遗传检测和遗传咨询方面的能力。

自2008年11月至今，从中国建立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中国区合作组开始，来自中国6个省的11个单位，参加了基因变异组国际科研合作活动，成立了中国学生志愿者俱乐部，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恶性心律失常、乳腺癌在内的88个国际标准的疾病基因数据库，发表了两篇高质量的论文。”祁鸣告诉《科学新闻》。

而对于该计划基因数据库的产生，祁鸣表示主要来自临床资料数据收集和基因检测数据收集分析，然后通过专家审订，数据入库，上网共享，定期更新。“该计划将建立世界上最权威完整的疾病基因数据库。”祁鸣说。

规划十年

另外，此次北京会议公布了中国区的6项具体任务：按照国际标准，建设一个以单基因病为数据收集和科研单元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疾病数据库；通过国际合作，打造中国基因健康科技人才团队和人才教育培训中心；创建中国区中心实验室、定点合作实验室，并建立中国临床实验室合作网络系统；开展基因与疾病关联性研究，提高临床应用覆盖率；创建一个中国基因科技产业示范园区；利用基因组科技，从分子水平上推动中医中药研究与开发。

而要完成如此庞大的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面临重重困难。

首当其冲的是关于伦理的讨论。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基因研究就伴随着伦理争论，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自然也不例外。该计划旨在检测人体的基因表达，预测疾病的发生，但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隐患，例如在利用和解释遗传信息时，如何维护个人的隐私权，坚持道义和责任？若处理不当会在某种程度上危及人类的自身安全，个人基因秘密随意泄露，将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歧视的产生等。

因此，英国临床遗传学家，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伦理委员会代表Susan Povey指出，对于基因/疾病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必须遵循伦理要求，“我们对每一个个人捐助者及其捐助的数据都有责任既要保证捐助者的知情权，也要保证数据的准确和安全。”

世界各国不同的法律法规，使得各国之间的遗传变异信息分享变得十分困难，也阻碍了国际基因变异数据库的建立。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科学主任Richard Cotton表示,由于国家标准的不同，如何在国家层面上分享该计划的数据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的国家模式提供了一个弹性、模式化的标准，每个国家独立负责各自数据收集所需的资源，能够根据自己的法律、文化和道德观念去完成自己的数据库。“该计划的项目结构有助于每一个国家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参与，每个参与国家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互相对话，讨论政策决定，达成一致标准。”Cotton说。

另外，祁鸣表示，要完成中国区的6项具体任务，还面临着全国工作协调、资金支持、政策法规制订、人员培训考核认证、临床实际应用等方面的困难。

为此，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中国区制定了十年规划，希望用十年时间，通过与临床医疗机构、实验室等的合作，保证中国区承担的数据库任务的完成。“希望能够得到来自国家、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帮助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的顺利完成”祁鸣说。■

本刊见习记者 唐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