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改革的一种结构性设想

李侠 周正

近一段时间以来，整个社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可以视作公众对于科技界既有结构反应迟缓的一种不满，然而，情绪化的声讨于事无补，科技作为当代最为特殊的建制化事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要想改革科技体制，首先需要搞清楚：支撑科技体制运行的主要要素是什么？只有从这些基础要素入手，改革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否则所有的激情都演变为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我们认为推动科技发展的要素有四个，即制度、人才、经费与文化，我们把这四要素称为科技发展的四个轮子，这也是我们对于当下中国科技体制存在问题进行诊断的基础判据所在。

在这四项要素中，公众所能感觉到的只能是构成科技发展的可见要素，如人才与经费，而对于那些同样重要的隐性因素则没有直观感受。而对于科技界而言，那些不可见的无形要素才真正构成了制约科技发展的潜力与后劲的原因所在。毕竟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制度的作用大于技术，文化更是构成科技共同体成员创新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群体认知模式，大凡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或地区，其文化也是非常有活力的；如果说文化的影响只是观念层面的东西，那么，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群体行为，这点今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那么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公众与科技共同体对于当下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的诊断是不同的：前者关注可见要素，而后者关注不可见要素。但是，由于公众的舆论具有情绪化与非理性化的特点，很多认知误区会被舆论无限放大，进而这种舆论又会进一步形成社会压力，影响下一步的科技决策，这才是最为可怕的问题，因为一旦决策失误的时候，没有人会为此负责，但国家的发展轨迹极有可能因此发生逆转，这种代价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承担的。尤其是最近曝光的几起科研经费贪腐现象，更是把这种观点无限放大，让人觉得科技界混乱无比，这种观点必须仔细清理，否则，贻害无穷。毋庸讳言，中国科研经费的配置与使用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被认真处理，但不能只治标，关键是要治本，改变经费的配置结构与验收才是关键所在。

关于经费配置结构的改革，我们的设想是这样的：重大项目必须瘦身、中小项目中度扩容，加大保障性科研经费的供给。之所以如此设置，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目前真正称得上前沿性的研究并不多，以及支撑此类研究的国际顶尖学者也没有那么多，因此重大项目的盲目扩张就人为地导致资源处于边际效用递减区间，既无状态，也无绩效；其二，科技管理部门应该耐下心来，提升中国整体科技实力，保障性供给相当于水桶短板理论，假以时日，水涨船高现象自然会涌现；其三，随着科研经费的快速增加，原有的分配模式已经不适应。增加保障性经费供给即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过多过滥的评审，又可以真正让科技界安静下来，同时也避免了权力部门的造租与寻租现象，纯化学术空气。

关于经费配置结构的改革，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未来经费的上涨空间有多大。据科技部《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0298.4亿元，占GDP的1.98%，为近年来的最高。按照现在的投入增长速度（即便未来稍低一点），可以预测未来五年内，我国R&D投入将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占GDP的2.5%，那将是一笔非常大的投入。如何发挥这些宝贵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是当下科技管理部门急需考虑的问题，换言之，当下的科技管理部门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管理模式将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为了继续垄断资源配置权力，管理部门只能通过资助强度的同比例放大来消化增量，以此延续旧模式，这是非常糟糕的路径依赖模式，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制度惰性带来的痼疾，科技体制急需来一次真正的改革。否则科技界将丧失公众与社会的认同，并且贻误宝贵的发展时机，这是非常可怕的前景。

基于这种考虑，资源按照研究领域进行配置的结构也必须进行调整，在与发达国家总量比例趋同的背景下，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变将带来状态与绩效的根本性改变，这符合“状态——结构——绩效“三元模型的基本要求。我们再来看看2012年科技经费统计公报中按照领域的资源分配结构，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8%、11.3%和83.9%。这个比例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结构存在极大的差异，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其一，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严重偏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投入水平为15%左右，而我们仅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其二，应用研究的比例也严重偏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投入水平为20%左右，我们仅为他们的一半。其三，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例过高，世界主要国家这个数据大多在65%左右。众所周知，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弱，真正科技型企业更少，这部分所谓的经费存在太多的水分。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与企业寻求避税有关。毕竟中国企业税赋较重，很多企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参照上述分析，我们的资源配置结构必须逐渐回到主流配置模式上来。其实，我们之所以不喜欢投资基础研究，与我们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直接相关，我们不想免费为人类知识宝库无端投入，问题是这种搭便车的行为会被全世界谴责，并很容易被知识封锁与制裁，其后果就是直接影响本国科技发展的后劲。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三大研究领域的资源配置结构必须分两个阶段来实现结构转型，第一个五年实现：10%：15%：75%这个配置结构；第二个五年实现：15%：20%：65%的配置结构。这样中国才能从科技大国华丽转身为科技强国。

最后，再来分析一下公众对于当下经费使用的质疑以及我们对此保持谨慎乐观的原因所在。笔者这些年在多个场合一直在说：中国科研投入正处于边际产出递增阶段，增加投入是划算的。不客气地说，中国科技界是中国所有建制中最有效率的部门，试问还有哪个领域能用占GDP不到2%的投入，取得论文产出世界第2的成绩（R&D中的很小一部分用来生产论文），再看看近十年我们身边的变化，还不能证明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吗？为了消除误解，结合我们小组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工作，利用对科技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部分结论。下面我们采用敏感性分析，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一点简单分析。

（图1：近12年R&D投入增长率、论文与专利增长率，周正制图）

根据同比计算，1999到2010这12年间，R&D投入增长率带来了论文与专利的大幅增长，之所以选取这个指标，是因为我们用论文粗略代表基础研究的绩效，用专利粗略代表技术研究的绩效，通过这两个指标可以粗略看到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轮廓。图1中，2000年和2004年的数据比较特殊，但论文与专利增长率仍然是大于零的，这很关键，它意味着科技发展仍处于边际产出递增阶段。2000年，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第一次超过1%，当时的科技体制刚开始实质性转型（1998年“科教兴国“成为国家战略为标志），这些变革发挥效力都有一个滞后期，以此可以初步解释2000年投入增长率高于论文与专利的增长率的现象。2004年的数据反常，可以看作是2003年非典现象带来的滞后影响。论文产出增长率比较恒定的原因有二：其一，基础研究的投入的同比增长率几乎没有变化，故有此结果；其二，期刊容量的限制，导致论文的增长率有硬性约束。而专利申请没有容量限制，故增长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状态。下面我们再看看投入对于产出的敏感性。

（图2：R&D投入对于产出的敏感性分析，周正制图）

我们的敏感性系数指标取自产出增长率与R&D投入增长率的比值，这个指标很振奋人心，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投入增长率，产出是高度敏感的，尤其是专利产出处于高敏感状态，而论文产出处于相对低敏感状态。如果按照基础研究投入来计算论文产出的敏感性，结果与专利的敏感性一样，也处于高敏感状态。从这个图表中，我们可以乐观地指出：在目前人均科研投入比较低的情况下，科技界整体处于爬坡阶段，远未到拐点，科技界仍处于边际产出递增区间，通俗点说，增加科技投入，将有更多回报，整个社会将获得知识的溢出效应，如果再把资源配置结构理顺，效率就会得到保证，那么我们有理由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科技产出仍将处于高产出状态。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日益依赖科技的今天，投资于科技已经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别无选择，如果我们还想拥有未来的话！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节后应崔老师之邀写成的，昨日收到刘立兄邮件，知道已经刊出，《科学新闻》2014（3），特此记录一笔，合作愉快！

2014-4-3于南方

说明：文中开篇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