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不少的“一票否则制”：环保一票否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社会综合安全治理一票否决，等等。现在又出来一个“师德考核一票否决”（我国将对青年教师实行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5/278428.shtm）。

这些“一票否决”，实施效果如何呢？环保一票否决，没能阻挡“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环境矛盾凸显，压力继续加大”的趋势（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http://www.gov.cn/zwgk/2011-12/20/content_2024895.htm）；计划生育一票否决（http://www.chinapop.gov.cn/zxfw/zhbmfw/wsrkxx/rkzs/201110/t20111021_376435.html），中国人口依然每年增加差不多一个“澳洲人口”（当然，现在社会和学术界也有对“计划生育政策”有争议，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安全生产一票否决，也似乎没有遏制住安全事故，反而频频出现“瞒报”、“漏报”；社会安全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如今各类群体事件频发，反而频发的“截访”、“黑押送”饱受垢病。

实施一票否决，至少需要如下几个环节：一是约束或监控对象“做了”；二是“做了”之后被“发现了”；三是“发现了”之后被“一票否决”了。如上三个环节缺一不可：

首先说说第一个环节上，众多的“一票否决制”，其“发力”都是集中在事情或问题出现之后的“处罚”上，试图让大家“因惧怕”而“不敢为”或不敢“不作为”。这还是典型的“末端治理”的思路，明显缺乏“源头治理”和预防。

再说一下第三个环节，即实施处罚上。在这三个环节中，实施处罚的通常都是上级，而第一个环节即被“一票否决”的往往在基层、在具体操作层、在个体上。这一监管是“一对多”的监管，显然如果监管力量不足很容易造成监管不过来，应会有“漏网之鱼”即许多应该被“一票否决”的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这显然会影响“一票否决”的权威性与震慑力，久而久之，约束或监控对象也会产生“侥幸”心理。

最后再说一下这中间环节即“发现者”，通常讲“发现者”是较低一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而且许多“一票否决”还按行政层级层层落实，比如中央对地方“一票否决”，地方对企业“一票否决”。一般地讲，当监管的层次越多，监管的效果或效率是递减的。不仅如此，位于中间层次的“发现者”一方面需要向上级反映了监控对象“做了”，而另一方面发现者与同时还是相应层级的“监管者”，也往往会被上级追究其“监管不力”或与监控对象的连带责任。即当“发现者”向上反映了监控对象“做了”并使其被“一票否决”了，“发现者”也同时被其上级“一票否决”了。因而，“发现者”很容易同监控对象或结成“攻守同盟”或过度压制甚至是迫害监控对象。

在“一票否决”考核中，很容易陷入“测不准”的窘境。“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是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于1927年提出的：一个微观粒子的两个相关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方位角与动量矩，或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准确测定其数值，其中一个量的确定性越大，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也就越大。在社会经济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原理，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 E Daly）就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经济核算指标，只要被确定为衡量业绩的关键指标，那么就必然会由于追求该指标的高数值与确定性的同时，社会要承担该指标不确定性和（或）不期望后果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就是“测度行为的意图与被测度物实际之间相互影响”，而使经济运行偏离经济发展的真正目标。因此，当考核目标和考核结果对于被考核者或考核对象“至关重要”（比如一票否决），追求客观性而忽视了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评价目的与评价手段、评价方法与评价内容、评价过程与评价结果之间，由于其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不确定性，最终使得评价结论“偏离”评价初衷。

好的政策可以阻止坏人做坏事，不好的政策却可以诱导好人做坏事。包括“一票否决”在内的末端治理措施有些时候也是需要的，但决非什么上策，更不能作为首选。因此，无论哪个需要“一票否决”的“事”，要想有效遏制甚至是杜绝其发生，都需要从源头抓，从全过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