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可燃冰成功试采，实现了我国天然气水合物开发的历史性突破。可燃冰储量丰富、相对于石油天然气尤其是煤炭更为清洁，可燃冰的利用也将被列入可见的时间表，因此对于正处于能源系统升级、经济发展转型、饱受灰霾污染心肺之患的我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中国的经济转型、能源升级、空气质量改善之重任寄希望于可燃冰短期内的商业化开发，恐怕也是其难以承受之重。

首先，清晰认识、全面揭示和有效应对可燃冰开发过程导致的环境风险，是推进可燃冰从技术试采转向商业开发的关键。据悉，目前有美日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可燃冰的研究与调查勘探；中国起步晚但进步快，1998年列入国家研究项目，2007年在海底钻获可燃冰，2017年5月试采成功。总体来说，目前均未能实现可燃冰的大规模开采。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可燃冰在勘探开发过程可能引致远超传统油气资源开发的地质灾害、温室效应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风险。

其次，可燃冰的经济可行性，尤其是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价格和使用成本（包括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降低，无疑是实际能源替代的前提条件。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技术成熟度和规模经济性，新能源的价格缺乏竞争力。据报告，当前中国南海可燃冰开采费用达200美元／立方米，折合天然气达6元／立方米，而常规天然气开采只有不到1元／立方米。即使随着可燃冰进入商业化阶段后能够规模量产，成本可以持续下降，仍然会面临来自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竞争。而且可以预见，可燃冰的商业化过程，同样也会像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再生能源商业化过程一样，高度依赖国家补贴政策，而要真正通过成本优势进入商用和民用市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最后，可燃冰要在我国能源结构优化中担当重任，需要对现行的能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作出较大幅度的调整。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系统仍然具有高度“煤炭锁定”的路径依赖和发展惯性，以高碳基础设施为主的能源系统、强力支撑和持续强化高碳的各类能源市场规则、以及用能单位和个人受经济利益驱使倾向于使用相比新能源更廉价的化石能源，使化石能源体系深深根植于我国的经济社会之中。过去二、三十年上马的大量燃煤发电机组至少可以服役35年以上，其产能能够持续到2050年，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的占比则提升缓慢，替代化石能源的阻力很大。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可燃冰短期内大规模开发、进入并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系统并不现实。至少，可燃冰能在多大程度上助力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实现包括空气在内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是需要冷静思考的。在未来20年里，要实现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能源结构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仍须从能源需求控制和能源供给优化两个基本路径上来。

一是要推进能源消费革命，控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增长。结合区域和行业用能特点，将区域经济增长和行业发展与能源消费挂钩，对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实现严格强约束。同时加快实施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步伐，围绕绿色经济、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目标，切实推进低碳发展。推动城乡用能方式变革，实施新城镇、新农村、新能源、新生活行动计划，开展全面节能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能源消费模式转变。

二是推进能源供应革命，引领能源结构向绿色转型。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针对现有的能源工业坚持“调整存量、优化增量”的原则，合理化产业布局，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合理安排开发强度。同时，开展多元化能源供应、持续推进能源结构改善策略，积极开发包括可燃冰、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多种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在内的能源格局。大力发展屋顶光伏、中小型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等，加强电源与电网统筹规划，科学安排调峰、调频、储能配套能力，切实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

我国实现经济系统转型、能源系统升级、空气质量全面改善，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任务，需要我们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保持定力和信心。所谓定力，就是要抑制对新能源的非理性预期，清醒认识到促进“经济-能源-环境”协同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某项新能源技术的破冰就能够在短期内对既有格局产生根本性的改变。所谓信心，即在我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尊重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规律，切实从经济发展转型、包括空气常态蓝在内的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压力与动力协同作用下，实现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需求端管控、能源供给端优化，是一定能够获得水滴石穿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