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政策公布以后，强烈的反弹以后主管部门的回应，使大家的心安了下来！政策倒退论论——认为改革政策在抵制声中出现了让步；改革无理论——认为改革政策本来就是胡来和妄为，毫无道理；政策个人论——认为政策是人定的，秘书出事了、个人要下台了，机构要合并了，所以政策就会被搁置。等等，大有一种防守成功的胜利感。这种胜利感来源于副署长的表态：条件成熟的改革，条件不成熟的不一定要硬性并转。对此，我倒有另外的理解。

　　（1）期刊出版体制改革是否有必要？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现在的期刊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而现实中的出版——复制和发行占有多大的比例？是否需要加强版的职能？我认为，整体上来讲，我们的期刊没有出版只是编辑，编辑和出版的匹配，严重不成比例。我们的编辑部做的许多工作是“学术共同体”的工作，复制是印刷厂和数字出版商代理了，发行是有邮局代理了。如果说做的最多的与出版关系密切的是文字加工和校对工作。而这些与出版工作相关的工作，在真正的出版商那里是微乎其微的，十分不重要的。反倒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做量单位、符号和的地得的使用。真正地学术期刊出版应该做的学术评价和组稿约稿工作做的并不多，真正的出版活动的重要内容——传播和营销却没有人重视。如果我们的在这种出版组织模式不改变，是否有利于出版业实力提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改革就是一种客观需要，而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因为领导的变动而发生方向性的变化，方式方法调整那是一种正常的过程。

　　（2）期刊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基于期刊的局部行为，而是社会大背景下的一个动作。首先是WTO的要求，和国际出版业竞争的需要；其次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国际经济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聚焦到了文化产业，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寄希望与文化产业，因此国家的大量投资准备投入，而出版产业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承接这种投入？上个世纪末，投资在教育，大学的扩招为经济的复苏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接近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本世纪前十年，资金大量投入基础建设，楼房、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等，仅仅是08年就是四万亿，经济师发展了，条件改善了，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不能在投入了；现在，似乎就只有文化创意产业了，这几年的结果也看到了一些成效——文化院团改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结果发生，反倒是活了起来；出版体制改革也已经接近尾声，出版社和报社的改革也在深化。现在只剩下期刊出版体制这一块了，是否是可能例外？改，自然会分得更多的公共资源，承担更多的社会项目，不改就是维持现状。

　　如果基本认同以上分析，那么就不是改还是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的问题。所以，副署长开的“可以不改”的口子，对于学术期刊是否是福音，值得思虑。原来的办法激进，现在又退缩，似乎是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也就是对方向认识模糊。矫枉过正和固步自封同样是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