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5日深夜，我把单位安排起草的一篇历史性文稿提交给相关人员。刚刚沏好一壶普洱茶，就收到老前辈的微信，谈论了我文稿里的若干，断断续续，到了天亮，到了中午。中心思想就是：作为学者，要真实地看待过去、面对当下与未来，为后来者树立正气。想到前辈的关怀，又翻找过去的记录。看见了2013年5月21日首次放在日志里且设为私密的这些文字。就拿出来了。)

无论暖春还是金秋，我都喜欢沿着会泽院前被踏出凹槽的台阶，拾级而上。俯首沉思，青石地板上晃动的梧桐叶影，仿佛是擦身而过匆匆进来又匆匆离去的万千学子；抬起头来，眼前仍然是高大的会泽院、古老的至公堂。

1.上学

我于1978年3月第一次踏入服务一生的东陆园。

我出生在云南省罗平县一个叫阿耶的小村寨，祖辈父母目不识丁，但明了一个道理，儿女都要读书，要好好读书。小学、中学，我都是学校里的佼佼者，被云南大学录取，方圆数十里的乡亲都为我高兴。罗平县百货公司的孔秀芝阿姨，见我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娃考上滇府最高学堂，就帮助找了一辆货车把我带到昆明东站。背着单薄的被褥和粗糙的木箱，我独自小心翼翼地摸到翠湖边，走进了庄严的云南大学。爬上石台阶，穿过会泽院，从图书馆旁边转入东方红宿舍，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全校英语摸底测验，我得了45分，沉重的打击，我惊呆了。没有选择，唯有发奋。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是我生活的几个原点，十天半月不会离开方圆几百米的校园一步。大学里的老师，个个是知识的化身。我像被曝晒后的海绵，粘上甘露外溢的老师，贪婪地吸允着。我入学时的专业是微生物学，办学条件不成熟而被撤销了，我就在植物学专业里选择了生态学方向。

一晃，到了毕业的时候。报考曲仲湘先生的研究生，生态学出奇的好，生理学出奇的差，我名落孙山了。幸好，我在全校公共英语比赛中得了第9名，有丝安慰。当刘醒华老师耳语说王焕校老师点名要我留校任教时，我又惊呆了。后来才弄清楚，勤奋、敏捷、憨厚和专业扎实，是老师看重我的原因。

2. 支边

1982年1月，刚刚报道一个星期，我就被学校安排去云南最遥远的怒江州贡山一中支持边疆教育，时为两年。没有什么想法，我提着简单的行装就远征了。在贡山的日子，没有油荤，没有蔬菜，天天是辣椒盐巴清汤面。一年后，回老家过年路过昆明，得知单位要让我离开大学教师岗位。

那是个人没有质疑权利的时代。我询问了一直支持体贴我的高中班主任焦华麟老师，得到的是一样的担心和不一样的鼓励。我痛苦过，坐在怒江边的巨大岩石上，听怒吼的江水，但不敢发怒。庆幸的是，我融入了当地同事、学生和学生家长之中。我教生物、英语、化学，每一节课，讲稿都写得厚厚的，内容都讲得有滋有味的。周末，挎着柴刀，背着酒壶，与学生或同事一道，翻越高黎贡山，爬过碧落雪山。在火塘旁边聆听朴实农民的倾诉，在鲜花丛中拥抱轻轻飘来的浓雾，在高山峡谷里深情赞叹动植物顽强的生命。

是怒江，让我直面恶劣环境、仰首认真做人。

3. 探索

1984年1月,我完完全全地返回云南大学，时任副校长的姜汉侨先生肯定和赞赏了我的付出和钻研。这年秋天，我考上研究生，成了姜先生的弟子，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那是中国科学复苏的春天。云南大学编写的《植物生态学》、《云南植被》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学界。年轻人都由老教师带着，顺利走进科学殿堂。姜先生忙于行政事务，无暇顾及我。没有可以教的课程，我苦苦磨炼了两年的教学基本功没有用武之地，科学研究也没人带、入不了门。作为没有被严格管制的“闲人”，我发现其他单位在抢占学术前沿，自己单位却沾沾自喜于老前辈的学术光环原地踏步。我直言不讳，却被约谈：要么去云大附中教中学，要么到外单位任职。很多名人传记上清清楚楚地告诫世人，科学家不能阿谀奉承。现实生活里，怎么就如此格格不入？我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得到的只有姜先生的一句话：有了成果再说话！

那时，国际生物学计划(IBP)的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力评估风靡中国。得到姜先生的支持，在党承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偏离“植被分类”这一显赫的单位学术主线，在1987～1993年间，开展了云南省森林生产力的系统研究。我学会了撰写学术论文，申请科研课题，对外学术交流，还开始带着本科学生做研究。在《云南大学学报》、《云南植物研究》、《林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

随后发现，我们调查研究过的一些森林样地，不久就被开垦为耕地，或砍伐殆尽。我们辛辛苦苦获得的数据，仅仅是一些数据。拿着这些论文，我不知道有什么用，还有什么话可说？

4.成长

挽救这些森林，应该从管理着手，我这样想。国外有很先进的森林管理经验，我想出国进修。但是，出国的门关闭了。派出去的人失去诚信，逾期不归，单位不成文的规定：他们不回来，就不再派人出国。痛如困兽的我，只好选择读博士。

恰好，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 援助一个课题，多个单位参与，云南大学是课题的学术力量。课题准备阶段，要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南南合作项目提供一个有关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材料。我大胆请缨，以“The Xishuangbanna biosphere reserve: a tropical land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为题，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并于1995年在法国巴黎出版。我因此成为业务骨干，开展了“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的独立学术研究。

云南大学擅长于植被生态学，并没有对一个特定地区开展综合研究的经验。姜先生办公室隔壁房间，坐着杨一光先生。每当向姜先生汇报之后，我总爱到杨先生那里坐坐。杨先生学识渊博，对云南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深刻理解，深深感染了我。我学着走出狭小的森林，站到高高的山上，俯视纵横山川、追溯渊远历史。

放下家庭，不顾女儿的学业，我深入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一边完成IDRC的课题，一边开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在管理局刘林云、周宗保的陪同下，走遍村村寨寨，跨过沟沟坎坎，累了、醉了，躺倒在农家竹篱晒台上，醒来，接着再工作。

得到彭明春在遥感信息技术方面的帮助，我的研究有着前所未有的发现。沉睡的山川沟坎造就了复杂的生境，不同的植物择地而生，养活多种动物，土著民族巧妙的利用死的生境与活的动植物，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自私的外地人打着帮助土著民族的旗号，滥用热带资源，搅乱了原有的秩序，使西双版纳百孔千疮。

我把这样的发现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呈交给姜先生。有一天，是杨一光先生告诉我，再改改，应该是可以的。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期间，我很紧张，按照姜先生的话，我的研究有点脱离自然科学，夹杂较多人文社会的东西。幸好，当时中国景观生态学的老、中、青三巨头，北京大学陈昌笃教授、中科院肖笃宁研究员、中科院傅伯杰研究员，在我的学位论文评语里，都分别不吝写下“优秀”二字。1997年，7月，我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8月，我通过云南省人事厅破格晋升为教授，10月，我就IDRC课题的研究成果主持编写出版了《应用生态学报》1个专辑，12月，我应邀成了中-德合作项目“西双版纳热带林保护”的生态学咨询专家。1998年，1月，我获得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生境格局与土地利用研究”，3月，中-荷合作项目“云南森林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邀请我作为生态学及社区发展咨询专家。

这时，我深刻感悟到姜先生所说的“有了成果再说话”的哲理。

5.漫游

渴求一个更广阔的天地。1998年11月，在沈阳的国际会议上，景观生态学泰斗Naveh建议我到欧美国家去看看。2000年，我真的得到国家资助到捷克查理大学进修景观生态学。我去北京把《生境格局与土地利用——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书稿交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就直接飞往中欧古老城市布拉格(Prague)。

就学术创新，我选错了地方，捷克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很是一般，但他们的教学理念和社会实践，却深深感染了我。课堂教学气氛活跃，学生有充足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系主任门口张贴的成绩单，总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学生也不敢多言，只好重修。在中国课堂上研究生都不太容易理解的景观边缘效应，在捷克的广大乡村却被农民用来保护农业的有益天敌和缓解耕作对鱼塘的污染。我走遍了捷克东西南北，看到遍布城乡的景观保护区(Protected landscape areas)和生态网络(eco-nets)，营造出了人类与野生动植物和谐共处的乐园，看到不同时代古建筑的文化价值和因之带来的经济效益。

不少捷克人，以拥有古建筑而荣耀、以伴随野鸟野兽晒太阳为自豪。他们十分热情，十分向往东方那个古老的中国。但让我反感的是，他们总问我一些是否吃得饱住得好的低级问题，最让我难忍的，莫过于称呼我是日本人、监听我们留学人员与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中国，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何其低下，这是我留学的最深印象。

回国以后，因为不适应，我作了一个无奈的选择。

新旧世纪交替，基层单位的老教师多退休了，科学研究没有多少起色，谈论最多的是行政职务高低、花边轶闻笑话，生态学的地位被剽窃、被淡化。我钟爱的景观生态学也被武断地曲解为在植被研究里加上遥感技术。我应该得到的博士导师工作也得不到，尽管，一些生态学专业以外的学者占据着生态学的人才培养高地，培养其他专业的人才。这时才真的感到没有立锥之地的苦楚。

6.徘徊

2002年，中科院两个单位和美国TNC驻华总部向我伸出橄榄枝。我选择了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试图借其创新东风，探讨世居民族的传统生态学，弘扬“东方”景观生态学。在那里，科研人员的天职就是学术研究，就是发表论文，特别是发表英文论文，上班下班都在谋划“paper”。 处室职员主动为科研人员提供有益服务。这样的搭配，让我感动，记忆犹新。我一边完成土地利用对热带溪流水生昆虫影响的工作任务、藏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课题工作，一边想着世居民族的传统生态学，这个不容易发表论文的命题。

突然遭遇人事剧变，我第一次怀疑我自己。……

这时，大家才明确，云南大学还押着我的所有档案，还每年考核我的工作。当我又与植物园的新任人事处处长拿着公函到会泽院商调时，得到的答复，与前次一样：不放人。

有人说我脚踏两只船。诚然，哪个单位会放心使用非正式职工？我成了两边不讨好的双料“间谍”。那边，去不了；这边，基层单位却反复剥夺我苦心经营的《景观生态学》上课权，就连一个省级学术学会理事的虚名也被拿走，其他权利就无处可谈了。我陷入“不放你，不管你，也不用你”的困境。

植物园与保护区，是长期友好邻居。2007年，保护区要求植物园就其50年的保护管理成效作出评估。进入21世纪，西双版纳橡胶蔓延、热带雨林消失、人与野生动物激烈冲突、婀娜多姿的傣族竹楼突生盒式高楼，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保护区管理有无成效？如何评估成效？是件挠头的事，谁也不愿意掺和。

不过，我清楚成效在哪里，就接手这个任务。其实，正因为有了自然保护区的正面引导，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才得以存留。得到两个单位的鼎力支持，完成了《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价》，2008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给保护区50年大庆奉献了一件重要礼物。

7.开拓

就在编写这个材料的同时，我以“基于生境格局和人为干扰的亚洲象肇事机理与管理研究”为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告知不符合植物园主流方向，最后只能以云南大学作为申报单位。幸运的是，这个申请获准立项。此时，我做了认真的思考和权衡。梳理清楚一些杂务，2009年12月31日，我完完整整地离开植物园。

这8年的折腾，我在学术研究上受到重创，在人生道路上收获不小。我的收获就是：淡薄名利，做社会发展需求的事；避开干扰，干自己能力所及的活。

就在我到植物园静心工作的初期，王唤校老师的争取，973项目“湖泊富营养化过程与蓝藻水华暴发机理研究”将分拨一个课题由云南大学负责完成。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一个电话就决定了我以云南大学的名誉负责这个课题。缺乏基本的条件，但为了单位，我应承了，并及时组织相关人员以滇池为对象开展研究。除了几位将退休的老教师，包括我在内的中青年教师，都不太专长项目制定的课题任务。

2008年虽然结题验收了，却没有得到优秀。但是，参与这个课题的中青年教师，以各自负责的专题为基础先后获得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并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其间还有十来位研究生参加课题研究得到了学位。

这个繁琐的课题里，练就了我管理重大课题工作的协调能力。尽管长期生活在滇池湖畔，也还是这项工作才让我彻彻底底地认识了滇池，滇池的水体污染，滇池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王紫江老师领导昆明鸟类协会，为保护滇池越冬红嘴鸥尽心尽力，但深感单纯的鸟类学难以解决复杂的人鸟生态问题。于是，王老师邀请我参与他的红嘴鸥保护，还得到协会的爱戴成为副理事长。在滇池、在云南，对红嘴鸥开展细致研究以后，2006年夏天，我们组队到俄罗斯贝加尔湖研究了繁殖期红嘴鸥的习性和生境。

基于保护生物学的研究，我发现没有节制的人工喂食已经演变成戏耍红嘴鸥，并且损伤了红嘴鸥的野性，指出"候鸟"变"留鸟"的危害。按照景观生态学的原理，我提出不要过分担忧越冬红嘴鸥的饥饿问题，而应该重点探讨滇池生境特征和天然食物动态问题。这个观点获得称赞，并在媒体间传播，引导社会公众正确爱鸥护鸥。在此基础上，我第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滇池地区越冬红嘴鸥栖息地及食物源动态特征与生态管理研究”课题，全面研究滇池的鸟类、高等植物及生境演变问题。

也因此，我与水鸟结下了不解之缘。

8.使命

科学研究讲究创新，但创新不是为国际上什么大师构思并开始搭建的高楼大厦添砖加瓦，而是参与构思高楼大厦并使其具有中国元素。我深感自己的能力和所处环境远远达不到如此高深的境地，但“放眼国际前沿，立足本土实践”，培养自己的人才和解决自己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我不大在意发什么大文章，包装申报什么大奖，而在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层次上灌输我的教学和科研理念：系统洞察摆在自己面前的那块实实在在的土地。作为科学家，站在国际前沿去探讨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态问题，作为行政管理者，站在建设美好家园的角度去管理好这块土地。无论科学家还是管理者，共同的使命都是保护这块土地，让这块土地更加美好。就这样，我选择了一块又一块土地，以热带雨林、亚洲象、红嘴鸥、黑颈鹤、湖泊湿地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虽然没有什么地位，我却反复强调，加强学生野外工作和物种识别能力的训练，得到的是，我反复被认为跟不上时代要求。从用人单位那里得知，云南大学生命科学的学生，前沿的东西少，基本功，特别是野外工作和植物识别能力，比较扎实。这个信息鼓励了我，带着学生爬山涉水，到处游玩，形如野鹤。

2004年，应付高校评估检查，要出成果。我玩笑似地说，编一本实习手册，真的得到支持。用了100多天的时间，我组织多位老师编写完成了《云南野外综合实习指导(生物学与环境科学)》，随即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虽然排名有所变动，也就无所谓了。后来，云南大学开始打造野外实习，2007年由我组稿在《生命世界》杂志里发表有关到西双版纳野外实习的背景性系列文章，再后来，云南大学的野外实习成了品牌。

我依然是野鹤，守着我的景观生态学课程。每年的课，我都安排户外观摩内容，在周末把学生拉出去面对现实环境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得到云南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的立项支持，我的这个附加教学环节，运行正常，效果甚佳。看着学生学到书本以外的知识和技能，我喜上眉梢。

9.收获

评述个人的成功与否，有很多标准，推动一群人去做有利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事，是教师的根本。2013年，我主持筹建的“云南大学法土林场生态学野外教学基地”揭牌正式成立，我与日本明治大学联合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课程第一期圆满结束，我的4位在读研究生分别获得国家奖学金，我成为中国生态学会景观生态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种群生态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我在大洋彼岸的女儿也拿到USC的MBA学位，有了心仪的工作。

这一切，有我的努力，更得益于云南大学这块肥沃的学术土壤。是云南大学这个“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铁打军营，给我这个小兵成长的温床、磨炼的热土和发力的疆场。

缅怀远去的前辈，看着奋进的来者，作为一个推手，我站在后排，无比的释怀。

2013年教师节那天，我下课回到办公室，门里门外，聚集了在读的和毕业的博士、硕士、本科学生，他们说给我一个惊喜，就是送我一个礼物。学生将其与我的合影，做成一个影集，写了告白。多年了，好多学生，有的，是我客厅、厨房的常客；有的，仅仅上过我的课，不看照片，根本回忆不起。学生走后，我在这个礼物的最后一页，写下了这些文字：

“课毕而归，弟子环绕。神秘兮兮，呈上一物。疾翻略看，节日礼品。

早期的，近日的，师生山水合影照；深红的，浅绿的，弟子真诚祝福语。黑色底版，彩色相片，纤细小楷，都是手工精品。沾满了，弟子的指纹，回荡着，弟子的心声。

一股热流，升腾而起。滋润着，黑色彩色交融的大千世界。人生何多求，生儿育女得孝顺，教书育人获认可，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