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百年云大生态学》

在20世纪后20年的科学春天里，不少青年学人读着云南大学编著的《植物生态学》，逐渐成长为生态学者。进入21世纪后的2017年，云南大学的生态学跻身全国一流学科之巅，支撑着云南大学迈入双一流大学行列。就在云南大学欢庆百年华诞的2023年，洋洋洒洒30万字的《百年云大生态学》问世，上篇写历史，下篇写现状，珍贵历史图片上百幅。生态学家方精云院士客观中肯地评述云南大学生态学的发展历程，有着“一条极为鲜明的主线：把握时代脉搏，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顺应社会需求，抓住历史机遇，创造学科辉煌。”

热爱生态学的国人，尤其是从事或将要从事生态学研究的国人，都应该慢慢品读该书，吸收精华。我作为历史事实及著作编撰的部分见证人，感慨万千，特别推荐。

一、昨日纪事

上篇以东陆创业、茁壮成长、大树参天、会泽百家、崭新时代和人物介绍等章节，概述了云南大学生态学在1923年至2023年间的发展历程，共79页占全书274页的29%。尽管文字高度精简概括，但收集使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展示出云南大学数代生态学人开拓、传承、创新的历史足迹，应答了云南大学的生态学为什么能够跻身全国一流学科行列并成为支撑云南大学进入第一批双一流大学的半壁江山。

第一，欧美植被生态学者汇聚云南大学。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战事频起、人民贫困、科学滞后。不少仁人志士，远渡重洋，学成回归，科学救国。其中，朱彦丞、曲仲湘的卓越贡献推动了中国生态学的发展。朱彦丞1935-1946年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其博士学位论文《法国地中海低海拔地区沿河森林的生态地植物群落的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表述了法国瑞士地植物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被列为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之一。朱彦丞学成回国，1947年受聘于云南大学。曲仲湘1945-1948年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系统掌握英美植物生态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著名生态学刊物《Ecology》1950年刊发了他的“水杉原产地的生态学调查”论文，是中国人在该刊物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曲仲湘1948-1956年间任复旦大学教授，曾在海南岛开展热带雨林研究和橡胶宜林地调查，出于对科学的热爱，1956年带着助教和研究生“举家”来到云南大学任教。朱彦丞和曲仲湘密切合作，学术互补，开展植被调查和人才培养，云南大学的生态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第二，健全的植物学教学团队助推植物生态学成长。大学最根本的使命是培养人才，通过老师的劳动，培养学生、培养学术精英，按学科需求组建师资队伍格外重要。朱彦丞、曲仲湘虽然已是知名植被生态学家，但在他们领导下的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健全的，并没有偏颇成唯生态学独大。仅以植物学为例，在当时的办学条件下，布局组建了健全的教学及研究学科团队。杨貌仙领衔植物形态解剖，钱澄宇藻类植物，徐文宣苔藓植物，朱维明蕨类植物，孙必兴种子植物，杨一光自然地理，周乐福土壤学，而姜汉侨、金振洲、王焕校、吴玉树等具备生态学扎实功底的学者则专攻生态学。正是有这样的学科团队，云南大学才以植物生态学、植被生态学的学科优势，在中国的生物学学术舞台展露风姿。

第三，服务橡胶地适宜地调查、打造植被生态研究高地。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天然橡胶关乎着工业发展。中国南部的什么地方适宜种植橡胶，是国家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云南大学成了寻找橡胶种植适宜地科学考察的中坚力量。在圆满完成国家委派任务的艰苦而长期的调查过程中，云南大学积累了大量的植物群落素材，整理这些素材，补充深化，进一步在云南中部、北部和西北部开展纯学术的植物群落调查，研究成果在《云南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里陆续发表，其野外调查、数据处理和成果表述，成为植被生态学经典。至此，云南大学走在中国植被生态学研究的前沿。

适逢中国苏联关系亲密，苏联植被生态学家直接来到云南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并试图在西双版纳建立生物学研究定位站。20世纪前半叶，全球植被科学大致分为法国瑞士学派、英美学派和苏联学派，朱彦丞、曲仲湘分别为前两个学派的传人，再加上苏联专家的传经送宝，云南大学成为全球植被生态学三大学派汇集共存的学术殿堂，占据了植被生态学研究的高地。1958-1959年间，云南大学受高教部委托，开展全国高校生态学骨干教师培训班，进而到华北、东北地区讲学，撒播学术种子，对中国植物生态学的后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借势引领中国植物生态学教学和植被科学研究。于是，从1973年底中国科学院在昆明召开“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工作会议”开始，云南大学聚焦植被生态学研究和植物生态学教学，独树一帜。1976年，多年的课程讲义以《植物生态与植物群落基本知识》为名出版，读者普遍认为该书“概念清晰、层次分明、便于学习、容易入门”。1980年出版的《植物生态学》，作为全国通用教材，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生态学人。1975年，云南大学牵头开展《云南植被》的编写工作，并于1987年正式出版。此期间，参与《中国植被》编写，融入了以研究云南植被所得的新见解。

第五，辉煌巅峰下的新程探索。《植物生态学》、《云南植被》是云南大学生态学巅峰时代的标志，期间和之后，开展了新方向的探索。曲仲湘早在1957年就提出了“热带作物多层次多物种经营模式”的人工群落设想，1982年后相继倡导“生态农业”、“生态农场”和“生态经济”；王焕校从测定滇池水葫芦重金属迁移规律开始，组建实验室，开拓环境“污染生态”的研究与教学；周鸿的人类生态学大量论著和教学工作，促进了中国人类生态学的发展；金振洲领衔继续地植物学研究，在云南中部和干热河谷地区植被研究方面有新的建树；杨一光在云南植被分区和区划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云南综合自然区划》，进而阐明“生态区—生态小区—景观”的地域分区系统，明确“景观”的区域属性和类型属性，厘清植被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的联系和区别；姜汉侨带领杨树华、彭明春建设云南省自然保护信息中心，试图推动数字化云南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党承林、吴兆录开展了云南全省主要森林的生物量储存和生产力速率研究，试图用科学数字指导森林采集量的核定以维护区域森林的可持续性；吴兆录研究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生境格局与土地利用，阐明尊重当地居民传统生态知识有益于自然保护；朱维明在解决蕨类植物形态分类难题时，提出“动态分类”概念，认为基于形态特征的物种认定，要有动态观点，结合环境和更多生物特征，避免同一物种多个定名的错误，具有鲜明的植物种群生态学内含；叶辉领衔了云南松小蠹虫防治研究，在害虫防治和森林保护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虞弘、王崇云从微观层次研究云南松和云南油杉的遗传多样性及进化演变，促进了进化生态学的发展。

这些努力，巩固了云南大学生态学在全国的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变化，尤其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和人才储备，这些努力并没有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姜汉侨很直白地称为“只见星星，不见月亮”。正所谓得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尽管如此，1989年云南大学获得生态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也是云南省高等院校第一个理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成为学科建设的标杆。1997年，云南大学正式成为国家“211”工程首批建设大学之一。

第六，母体学科与广招贤士。借助博士学位授予权和重点建设学科的优势，生态学作为母体学科带动云南大学相关学科的全面发展。1997年，生物学科与化学学科结合组建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多个学科或学科方向靠挂生态学专业大量招收博士研究生，吸引和培养了大批有影响的学术人才，形成百花齐放态势。由于硬性的年龄限制，一直勤奋学术耕耘的著名植被生态学家金振洲教授并未获得博士导师资格，成为遗憾。进入新世纪，云南大学的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会泽百家的新局面再次涌现，海内外生态学人云集，2012年全国学科评估中，云南大学生态学科名列第二（并列）。

二、现状展望

本书的下篇，分植被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污染与恢复生态学、高原湖泊生态、进化生态学、生物进化与古生态学、跨境生态学等章节，用大量的篇幅，图文并茂地详细陈述2017-2023年的云南大学生态学现状。每个章节都基本按照发展历程、学术团队、研究方向与现状、代表性科学研究成果、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社会服务和未来发展方向等多个方面，全面介绍相应学科分支的学术力量、水平和贡献。这里不再赘述。

三、提升空间

1.历史书籍应该注重历史。书名确定了该书为历史书籍，但是，书中对云南大学生态学的历史事实陈述，显得过分简略，而对一些不甚定论的现状描述过分细致。在中国生态学领域，云南大学的生态学历史足迹是无法绕过的存在，不少学者渴求知道的，是历史事实，是一个地处西南边陲的地方性大学的生态学科如何兴盛、发展、巩固和再次屈起。以史为镜知兴替，应该是读者认真阅读该书的驱动力。已故的该书参编人员李庆军研究员曾明确写出“我的观点还是：上篇还原历史，下篇介绍成果，整体上客观描述事件和事实。”

2.聚焦人才培养才显大学独特。巨额项目、重大奖项、显赫地位、高影响因子论文，是当下赞美学者或和机构的通用指标。但是，中国的生态学及其密切相关学科，分布在高等教育院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评价或衡量高等教育院校的大学的生态学科的成就，人才培养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在该学科发展历史长河中，培养了多少高质量人才，最为重要，而不仅仅是当前云集了多少已经小有名气的学科精英。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培养人才，包括普通的专业技术劳动者，学术研究精英，社会生产和管理精英。他们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发展，体现了大学的价值。

本书淡化课程教学和毕业学生的社会贡献，是一个有待补充提升的缺陷。例如，《植物生态学》教材是云南大学生态学的历史丰碑，而且多次修编出版，那么，云南大学的植物生态学教学特点在哪里呢？有必要详细陈述。就像该书景观生态学一节那样，陈述清楚在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层次上如何开展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不同层次有何联系、侧重和差别。另一方面，在云南大学专攻生态学的学生，走到社会上，作出了专业成绩或贡献，该书缺乏对毕业学生社会贡献的素材。而相反，一些并非生态学或环境科学专业的社会名流，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标注。显得不匀称，欠严谨。

3.取材用词的美丽瑕疵，可能引起张冠李戴的歧义理解。收集使用大量历史图片，是该书的一个亮点。但是，在图片说明里，有意无意地不统一、欠规范，会给读者留下张冠李戴的歧义理解。有的图片弄错了出镜人的姓名，有的图片由于删除出镜人的姓名而看似与云南大学无关。引起张冠李戴歧义理解的另一种现象是抹去成果权人。例如在同一页里，不到100字的范围内，写明《生态遗传学》的翻译人名，而《进化生态学》却没有编著人名。前前后后洋洋洒洒万字范围内，出现很多人名(却不提该书编著人姓名)。读者很容易错误理解，《进化生态学》著作权人就在这些出现姓名的人员中。类似的叙述，或由此留下的误导空间，确实不少。还有，就是想当然地在一些论著成果前面植入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名，是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其实，只要是历史事实，不拘名望高低，据实陈述，才有价值。

莫道这是“故意挑刺”。其实，我视该书为珍宝，反复品读，才在鸡蛋里面捡出几粒小骨头。谨记。

(吴兆录 2023年6月30日  于 圣安东尼亚 之麓)